然而武汉在贞观朝层级固然是低的，可要说资源利益，眼下还真不比长安差多少。
不管在籍人口，只说常住人口，规模和长安已经相当，经济繁荣度多样性，更是长安城拍马都赶不上。
长安现在最大的财源，抛开勋贵体制，就仅仅是因为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中原一应货贸，甚至是河套地区的物料，偶尔也会在长安转运。因为长安目前有着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运输马队、驼队、骡队，敦煌那里作为进入西域的关隘，也只能说是第二大。
武汉论及牲畜运输，是不如长安的，但要说船运，那真是独步天下，几乎整个扬子江流域的水手、船长，都跟武汉有关系。至于武汉掌握各种造船技术，那都是次要的。
正因为船运发达，导致武汉度支衙门出现了误判，万万没想到陆路运输的生命力居然这么顽强。而“汉岳弛道”刚刚修通的时候，着实一口气把一个蹩脚的蒲圻县，变成了一个“上县”规模。
蒲圻就是鄂州进出岳州的门户，环洞庭湖一带的獠寨，都愿意前往蒲圻县进行交易，有的甚至在蒲圻县置办了物业。随后通过物业，拿到了蒲圻县的户口。又通过蒲圻县的户口，拿到了前往江夏经营的资质。
或许是船运对普通百姓的要求太高，也或许獠寨及长沙、巴陵的寻常百姓对坐船有恐惧，于是陆路畅通之后，接受度远比船运更加受欢迎。
加上川马、滇马的存栏量上来之后，小有产者置办高头大马、战马是不行的，但弄一匹滇马、川马，咬咬牙也就上了。有了牲口，陆路运输的需求也就更加频繁。
不同因素的催化之下，这就导致了“汉岳弛道”两年不到，就彻底超出了预计。通勤人次太高，路段时常要休整，两家衙门自然是互相指摘然后咬作一团。
实在是武汉官场的“考绩”，对他们的压力太大，一旦受挫背黑锅，怎么地也要交代二三年冷板凳进去。
至于盘外利益的争夺，那更是不必多言，两家衙门都有不同的红利，背后支持的商帮商团组成，也是不一样。
这场被观察使府衙门禁止外泄的“内讧”事件，还是通过小道消息传了出去，一时间市场上众说纷纭。
但都不在两家衙门本身，寻常百姓才会琢磨两家衙门到底背后是哪个“靠山”要倒台，但对商帮商团而言，这光景就是要打听消息，是不是要修路，是扩建还是重建，是增加还是翻新，增加的话要增加多少里程……
武汉的大工程，和朝廷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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