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班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一个罐头从武汉运抵天竺，绝非是一个老乡一头驴的事情。
贞观朝的罐头，终究是奢侈品，哪怕是陶罐头的致密性差了点，其耐储时间也时相当令人满意。至于玻璃罐头，是顶级奢侈品，哪怕在李唐皇室也是如此。
李淳风那里要的量一多，唐朝内部就要切割一些出去。不是说武汉不想提高产量，而是整个生产流程的任何一个环节，对贞观朝这个时代都是一场考验。
从源头来说，哪怕是改良果树，都需要几年时间的沉淀。一个橘子如果只甜不酸，那就没有果味；如果只酸不甜，那不如吃柠檬算了。一个酸甜比，对这个时代来说，就是看老天爷赏不赏脸。
赏脸了，可能就会哪儿哪儿冒出来一个品种，特好吃不说，水头还足。
不赏脸，果树也就只能用来做烧烤燃料。
从销售终端来说，蕃地、天竺的僧侣、贵族固然有钱，但支付手段同样是多样化的，而且很多罐头都是“太昊天子”的赏赐，回应过来的，就是僧侣、贵族的纳贡。
纳贡的物资组成就相当的多样，很多东西想要变现，其实很难，比如说奇珍异兽，比如说名贵木料，因为从天竺到中国，万里迢迢，奇珍异兽除非耐操，否则一定死在路上。
不是每个人都能跟张德一样，为了吃一颗“乌克兰大樱桃”，会砸几十万贯下去，让可萨突厥忙个半死……
所以从收益上来讲，纳贡的这些物资并不稳定，远没有中国内部的达官贵人来得靠谱。
长安、洛阳的权贵，从来都不会吝惜千儿八百贯的糜费。
只是罐头终究不仅仅是罐头这么简单，贞观朝它是特种物资，既然是特种物资，自然贵就有贵的道理。
凡是特种物资，就不仅仅只有商品价值，在整治活动中，显然是要扮演角色的。一如当年的汗血宝马，它除了是宝马之外，更是汉朝发动战争的一个理由，即便不怎么充分，但对帝国来说，有了一个说得过去的理由，一个足够挑动国内权贵G点的理由，还寻思啥呢？
李淳风在蕃地和北天竺大搞邪教组织，而罐头以“贵重”的身份，强化了本就已经相当离谱的种姓，其作用远比土邦僧众的各种恐吓来得有效。
所以，不管待见不待见，玻璃罐头在这时候的角色，就是不可或缺。它降低了李淳风这个妖道在北天竺诸邦搞事的成本，也降低了李淳风传达“太昊天子”旨意的管理成本。
尽管这一切在武汉加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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