衰退，逐渐消亡。
所以，当京城还在狂欢“东海道大行台尚书令”的时候，听到武汉开了这么一个公共图书馆，这些个狂欢者们，笑容逐渐消失。
而对京城那些个中低层城市民，甚至是低级官吏、寒门子弟而言，这简直就是前所未有的“盛事”。
哪怕到了贞观二十五年，受教育的成本依然高昂。即便是武汉，也没有全面铺开义务教育，依旧是小心翼翼地扩大规模扩大范围，稍微有点师资力量上的压力，就不会轻易扩大规模。
即便武汉的财政十分宽裕，但教育就是个无底洞，更何况武汉的教育，从来不是十几门课的事情，大量受教育青少年的后续教育，更是一项短期内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要知道，当武汉的义务教育阶段过去之后，其中大多数的学生，就要开始工作。哪怕是童工，但在武汉，并没有条件去禁止童工，只是武汉的童工待遇，总要比别处强那么一点点。
强这么一点点，却也足够了。
但问题不在这里，问题在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他会和文盲工友格格不入。他在课堂上诞生了理想，他在书本中找到了乐趣、挑战、迷茫、颓丧以及种种原本文盲可能要很晚才能获得的情绪。
理性上的“早熟”，远比社会催生出来的人情“早熟”要麻烦的多，因为人情“早熟”会委曲求全，会夹着尾巴做人，会卖笑求荣会摇尾乞怜。但理性上的“早熟”，会产生叛逆、冲动、诉求等等各种主动且跃跃欲试的挣扎。
而反应在江汉观察使府的账面上，兴许就是就业率的多寡。
有一部分学生度过了义务教育阶段，他们会进一步接受职业教育，会有更小一部分的接受高等教育。
尤其是后者，成本之高昂，前所未见。
武汉有资格从事高等教育的学者并不在少数，但他们现在分身乏术，各行各业都需要他们活动的身影，这是为数不多的种子。
这也是为什么张德全力打造职业教育乃至职业培训的缘故，不是不想扩大高等教育的规模，而是没钱、没人。
可即便是职业教育，其投入也是相当的惊人，仅仅是实习培训需要的岗位、训练等等，就要占用大量已经存在的社会资源。加上本身就要消耗的师资力量、教育资源，维持这么大的规模，实属不易。
武汉最近几年看似输出工业技术实体，实际上同样在对外输出就业岗位和受教育群体。
只是这个事情，除了张德的亲信，还有府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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