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当户对”在武汉，社会地位上的关系其实不大，主要还是经济地位的差距。因为大部分武汉在籍人口，出身都不太好，高门数量很少，哪怕是寒门，都相当有限。
所以整个武汉的社会基础，在男女老少都转化为“劳动力”之后，女性就业人口的话语权，不管她们主观上愿不愿意，都是在增加的。
其社会物质条件，就在于女性如果离婚，离开原先的家庭，也不会饿死。因为武汉是个大市场，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等待着适龄劳工，不分男女老少，大多如此。
因为武汉离婚的情况，和别处往往因为夫妻双方家庭地位悬殊，或者夫妻双方家族未来的社会地位会发生悬殊不同，武汉离婚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感情不睦。
更奇葩的是，在武汉做民政工作，并不会发生“劝和不劝离”的状况，官吏们程序走完都不会委婉地表达一声可惜或者劝说夫妻双方再考虑考虑。
原因也很简单，官方需要更多的人口，还要解决适龄青年的婚姻问题，所以离婚是好事，离婚之后，重组家庭意味着相对更强烈的生育愿望。
所以迂回到每年的生育率考绩上，在武汉做民政工作，是巴不得府内家庭全部离婚，然后重新重组家庭，这样第二年的孕妇数量一定很丰富。
为了让离婚事业顺利，《放妻协议》和《武汉和离条例》，都等于说是在给妻子这一方撑腰，大胆离婚，不要怕，不要怂……
而干了这“脏活”的柳氏，那时候正挺着个大肚子，娘家也没说来个人帮忙照看一下。
等到孩子三岁了，孩子连外祖父长啥样都没见过，更别说一窝的舅舅。
谁曾想，薛仁贵秋季入京，就得了这么一个大惊喜，还不等他前往湖北赴任，大舅哥小舅子们就全都冒了出来。
抱着三岁的儿子，薛仁贵脸色那是相当的难看。
要说柳氏老丈人，对薛仁贵也还算可以，至少明面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关键还是在柳氏族人身上，薛仁贵的老丈人并非是张德那种“一言九鼎”的强势宗长，在柳氏内部，话语权也就那样。
一系列的骚操作之后，就演变成了现在的奇葩局面。
薛仁贵也是憋了一口气，现在如今总算是“出人头地”，在整个帝国的政治舞台上，或多或少，也是一个“腕儿”，在湖北行省之中，也算是一座“山头”。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前途还一片光明，只要不犯大错，有生之年拜相是铁板钉钉的事情。
“总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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