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道惨白的闪电照亮夜空，瓢泼大雨说下就下，豆大的雨点砸在海面上，看着共同在盐湖农场渡过十年劳改岁月的老朋友渐渐沉入大海，萧郎沒有流泪，甚至沒有难过，他扭转身坚强的划着水，柳优晋临死前抛过來的土造救生圈增加了他的浮力，波涛汹涌，边防军的巡逻机帆船返航了，远处一盏孤灯，是陆地，是香港，是自由。
两小时后，精疲力竭的萧郎终于登上英国殖民地的领土，香港新界元朗。
与他一同下海的二十五名偷渡客只剩下他一个人，其他的不是淹死在暴风雨中，就是被边防军打死。
全身湿透，又冷又饿，身无分文，萧郎坐在烂泥地上喘着粗气，将身上的救生设备摘下，只留下一个乒乓球塞在怀里，踉跄着向内陆走去。
……三个月后，香港九龙一处建筑工地，身穿帆布工作服的萧郎正在搬砖，冬天的香港气温也比内地高许多，重体力劳动下的他汗流浃背，年纪不饶人，搬了几趟砖就直喘粗气，毕竟已经五十六岁了，老了。
但从事低级建筑工是他能找到最好的工作了，一个月一百二十港币，能吃饱饭，还有工棚住，如果省着点花，还能到附近街上找个小姐放松一下，大街小巷，灯红酒绿，靡靡之音不绝于耳，令人想到解放前的上海。
搬砖苦力们大多是逃港内地人，不会粤语，人生地不熟，便于管理，用工成本较低，他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基本沒有娱乐生活，即便如此，每个人都很快活，因为能吃饱饭，甚至还有结余给内地的亲属汇款。
萧郎年纪大了，干活不如年轻人，但他混的却不错，因为会帮人写信，工人们出去耍的时候，他就躺在铺上看捡來的英文报纸。
工地建的是商铺楼，设计为三层，监工是本地人，工程师是个鬼佬，每天戴着安全帽到处指指点点，煞有介事，对这些工人他正眼都不看。
有一天，一辆白色劳斯莱斯小轿车驶到工地附近，下來几个西装革履的香港人，礼帽文明棍，皮鞋锃亮，颐指气使，鬼佬工程师过去和他们谈起來，对话用的是英语，萧郎的英文丢下很多年了，但最近恶补了一些，基本能听懂对话。
原來香港人想临时加盖一层，鬼佬坚决不同意，说图纸上沒设计就不能盖，两下起了争执，香港人似乎要被说服的时候，一个脏兮兮的搬砖工人出现在他们面前，用粤语结结巴巴道：“先生，地基允许多加一层，设计得当的话，还能多一个天台。”
所有的目光都投向萧郎，一个年轻人道：“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