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先王之法考之，又以实验之。验之得实，又合先王之法，人情所顺，可为‘宜’也。非此，则悖于时。不说读周官要应时制宜，就是论语亦须如此。论语曰：君薨，百官总己听于冢宰三年。今日可行否？”韩冈反问。
古时天子驾崩，新君要守制三年，这三年里，百官悉听命于宰相。这是孔夫子所说。
于今当然是不可行的。这不是出权臣的问题了，而是被篡位的危险了。如今天子服丧，皆以日为月。哪里会将国政交托给大臣？
“自是不可。”不等蔡卞组织好言辞，韩冈就自问自答，“三代所行良政，于今已不可行。三代之国，国小而民寡，事不繁，讼不多，君王可垂拱而治。皇甫谧《帝王世纪》有载，禹之时，天下人口一千三百五十万。成王时，天下人口一千三百七十万。又裂土分疆，甸服不过五百里，五百里外封侯，千里之外，就得抚之绥之。广南鸟兽居，江左蛮夷地。冀北有狄，雍西有羌。王命难离黄河南北。可见国之小，民之寡。于今四百军州，疆域万里，人口以万万计，岂是三代时可比？小国寡民可以清静无为治之，而今疆土人口远过之，又如何不当应时制宜？”
“应时制宜，相时所变者，用也。其体当如一。”王安石以体用论回应韩冈，体，是本质，用，是表象，不论时代是否变了，根本和本质的东西是不会变的。他又转身面对赵顼：“臣奉陛下之命，作三经新义，一道德，变风俗，十余年来，小有成果。然如今风俗虽稍变，道德尤未一。臣虽老迈，不敢辞其责。但各家之说，亦有可取之处。诚不可弃，当择其善者而用之。”
赵顼的心意，王安石明白了。并不是要压制韩冈，这并不是聪明的做法，而是将他纳入体系之中。在重释经典的无穷多的争议中，将他的精力消耗殆尽，不再为患。
王安石方才确定了韩冈态度，不再有何犹豫，先配合把韩冈弄过来编书。《三经新义》不可更动，但五经之中还有《易》和《春秋》未解，慢慢跟他争好了。
新法难以撼动，新学又在国子监中成为钦定的教科书，想要改变这一切，根本不可能。王安石也不会像变法之初时那般，有不合己意的论调立刻加以攻击，要除之而后快。十几年的时间沉淀，已经给了他足够的自信。就是总能别出机杼的女婿，王安石也有信心让他心力耗尽。毕竟在五经之中，《易》和《春秋》是公认的麻烦。
“敢问平章，何者为善？”韩冈转身面对王安石，“孔子曰：尊德性而道问学。治事当诚于实，论学、治学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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