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着对方会热情到和知青们介绍，只得开口应付着说过，便听知青里面有人开口道：“研究告一段落，就能放假了？”
对方问的有些天真，饶是郑建国有着几十年的世情经历，可愣是没听出来对方是不是诚心在说怪话，这种情况下也就只能实话实说，毕竟在场的不是某个知青，而是三里堡知青点的都在这，这种情况下怠慢一下那就不知什么帽子飞过来了：“就像爬珠穆朗玛峰，一口气爬上去会死人的，只能是将这个大目标拆解成几个小目标，一段一段的去爬，一段一段的去登，现在来说我就是爬完一个点了，暂时可以享受下难得的轻松时光——你们这么晚还没休息，在学习吗？”
彭开丽飞快的摇了摇头：“没有，我们在排练《于无声处》。”
共和国的教育方式虽然采取的是看似和西方主流的课堂传授知识方法差不多，然而由于其深入骨髓的传统文化差异所导致的，便是针对教育的目的性要远远大于西方的引导性。
用于简单的表述可以归纳为功利性和思想性，具体表现在儿童入学考试时则为1+1=2是符合前者教条认知的，而1+1=3引申出来的是爸爸和妈妈加一起就有了我的说法则会被后者更容易所接受。
两者其间这迥异的差异，则常常被国人用来当做把柄抨击教育方式的不同，只是这些人或无知或刻意的忽略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资源索取程度是不一样的。
因为教育不是纯正的公共产品，但是由于其具有的利益外溢和投资周期长以及投资效益不明显与其不确定的诸多特性，世界各国都把它作为一项重要的公共事业来对待。
孔子为何会成为圣人而被尊崇千年多的时间，皆因他一句有教无类的打破了之前只有贵族才能接受教育的桎梏，将知识免费的进行了传播，让无数的草根们得以有机会接触到知识，然而终其一生所教也不外乎是三千多名。
而在郑建国记忆中的老师，平均每人每年都可以带三到四个班学生的课程，即便是以每个班五十人去计算，这也是个一百多到两百人的数字，不用去按照一辈子的时光去计算，单是在这个数字后面加个0，那也是个可与文圣试比肩的数字，然而一辈子为了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老师们，又有多少呢？
没有现代化的教育，就不可能会缔造出现代化的国家，没有被人诟病的填鸭式教育，共和国就无法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建国前的80%文盲率降到世纪末的6.72%，也就更没办法在历史潮流递来的机遇下成为世界工厂，用无数的辛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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