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眼手腕上的表，郑建国来纽约并不是过周末的，而是专门来给卡米尔过生日的，他这会儿的时间并不多：“是，这是我的私事儿，我有钱，我想去，这是前提，有了这个前提，才是带着卡米尔一起去。
意义等同于咱们的社员想进城，公社干部想进市，大学生分配想进部里，都是人类欲望的体现。”
抱着咖啡杯的楚琳不知想到了什么，点了点头开口道：“现在是大学生想出国留学了，我有个朋友的签证被拒了，您能帮我问问情况吗？”
还以为这个姐姐是跑来给自己讲大道理说教，或者是像之前大使馆那位不靠谱的让自己把去月球的钱捐给国家，郑建国却在想应下时多了问句：“没批的原因是什么？”
郑建国想问两人的关系来着，不过考虑到楚琳的性子太过大大咧咧，便直接跳过这点问了被拒签的原因。
楚琳神情紧张的开口道：“他爷爷以前在解放前给小鬼子看过病，解放后就被扣了个黑五类的帽子，现在身份还没平反，不过他已经联系好了这边的大学——”
随着时间进入1981年年中时分，共和国的公派留学生已经发展到了第三个年头，而人数也从1978年年底的53人变成了去年的5000多人，足足增长了近百倍。
而在公派留学生开启的同时，共和国也打开了自费留学的大门，只是国门初开能有关系接受资助出国的依旧稀少。
绝大多数在面临出国机会时，都是砸锅卖铁甚至卖掉老宅，郑建国手上不少四合院就是这些人卖的，从万把到八九万都有，罕有超过十万的宅子。
不过，哪怕卖上十万块，换成美元也才六万多块，刚刚够哈佛大学的四年学费，绝大多数都是一两万美元的过来后，白天上学晚上打黑工刷盘子赚学费。
而在公派和自费之外，便是李政道先生在前年推动的物理学研究生交流计划CUSPEA，不过限于学历问题能得到帮助的没有超过百人，还不如郑建国捐的一千万送出国的人多。
也就是说目前为止能够拿到出国名额的，要么是国家公派或者是计划资助的，要么是自己联系自己出资的自费生。
只是区别在于前者在选拔进入计划之前，就在政审环节排除了这种身份上还未平反的人，而后者才可能是去公安部办了护照后，卡在拒签环节上。
可身份上的政审环节，那是在向公安部申请之前由申请人所在村委或者是居委负责的，如楚琳所说这样有问题的话，怕是连申请书都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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