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大宋境内的人才流动，主流是从汴梁流向四方避祸。其中奔向江南者最多。而下江南的道路主要有两条：第一是随道君太上皇帝的车驾沿运河南下镇江、扬州，然后转移他处；第二是前往登州，然后从清阳港坐船入明州、杭州、泉州。
这时天下汹汹，万众南奔，运河沿岸的官府事先并无准备，所以这一路南奔并无整体规划，官员们甚至还因为太上皇驾临而慌了手脚，拥道君皇帝南下的又是童贯、朱勔的旧部，他们以前只拿着赵佶的御笔挂在船头也要作威作福惯，何况现在太上皇就在船上？所以在逃跑期间也不忘盘剥沿河官府百姓，甚至抢掠行人，致使原先许多随驾南行的士大夫也暗暗叫苦，不敢接近圣驾三十里之内——可以说，运河这条道路不但没有因为道君皇帝圣驾开道而安全，反而变得更加混乱、危险。
而登州一路早在战前就有准备，从汴梁到莱州是民间自发形成的通路，这里本是清阳港到汴梁的商道，黑白两道、士绅商家都已形成了某种平衡。进入莱州以后秩序就更好了，杨应麒虽然没有正式出兵吞并登州、莱州，却是趁着大宋政制混乱、无暇顾及的空档来影响山东半岛的基层行政秩序。登州的清阳港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很汉部”的地方，受到清阳港的影响，登州其它乡县也大多产生了潜移默化的改变。“即墨招降”事件以后，这种改变又迅速地渗透到了莱州。
宗望攻破信德府的时候，宋廷曾诏京东、淮西两路守臣募兵入卫，放宽了这两个地方扩充武装的限制。但按大宋家法，地方上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转运中央，不令地方有留财，所以这募兵诏令下了之后等同虚文——地方上没有钱粮，如何募兵？但在这件事情上登州却是一个例外。登州民兵寨子兴起以来，厢军已经名存实亡，登、莱两州的守卫基本依靠栖霞、福山、牟东、板桥这四座越来越像汉部军营的民兵寨子。宋廷的募兵诏令下达以后，王师中的幕僚便发下文书，督促扩军。扩军的兵源主要是从本地的农民以及流入山东半岛的宋民里择优挑选，扩军的军费则由清阳港的自治会议负责筹集——而清阳港自治会议的背后实际上就是汉部。
正所谓有钱好办事，登州、莱州的军备活动比起其它州县来明显不同！赵立和张万仙率领民兵沿着胶水积极布防。此时大宋许多地方是金兵未到，民变先起。赵立扼守胶水，不但有效地阻止了胶水西岸盗贼的进犯，甚至连临近的州县也在其威慑下变得稍为安稳。看见这些民兵的精神面貌，不但当地的百姓大多相信他们能保境安民，就是从汴梁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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