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周后期至唐初，国家渐次归于一统，但是山东、关陇、江南三方互相敌视的观念并未随着统一战争结束而消除，加之长期分裂，各方政治格局本不相同，统一之后各地域集团很难迅速融入新的政治秩序之中。
各地域集团的政治、社会矛盾主要围绕士族问题展开，因此士族政策则成为调整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
因而消解中央政权和地方权力集团间的紧张关系，同时兼顾政权的社会基础与官僚体系的效能，是唐政权制定士族政策的主要目标。
但凡地方士族在各自领域早已根深叶茂，因其具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又与其他士族夙有矛盾而成为潜在的分裂因素，严重威胁到中央政权的地位。
能够限制地方豪强势力发展，维持地方政治、社会秩序，进而瓦解世家大族的宗族乡里基础才是最行之有效之法。
不然地方豪强力量迅速膨胀，就 是对政权的最大的挑战，等到因天灾人祸政权危机四伏之时，便是唐朝最大的隐患了。
尽管唐朝初期，门阀氏族七姓十一家自为婚姻，便是具有崇高社会地位的体现，但随着后来的唐高宗逐渐对此予以取缔，旧门阀士族地主才没有因此壮大门楣，起死回生，但这些势力的真正底蕴还是很可怕的。
尤其是山东门阀士族更重视族望、谱牒与婚姻，甚至不屑于与李唐皇室通婚，敢于表现出如此目空无人的嚣张气焰，没有当地庞大的势力基础是不可能的。
就因为此，七姓十一家若有哪一家生出了欲要和临淮郡王府缔结亲家之举，势必会引来李姓皇室全力促就，那才是对他们俩造成的最大威胁。
几乎片刻间想及于此，就让李之将要冷汗满身，想出借用李怿这位三代首位继承人，也是我目前唯一可做到的。
无论哪一方干预清绮郡主的婚事，无疑临淮郡王才会是最主要的秉轴持钧，同时身居政务重任，不识痛痒的对他施以强势的可能性极低，毕竟他身后同样有一批李唐皇室新崛起一辈互为依仗。
关陇集团，也就是李姓皇室一贯毫不妥协地实行非门阀化政策，对于山东士族的婚宦标准概不承认；山东士族也不接受关陇集团非正统的八柱国家的世阀体系，而是标榜前辈的高官显爵、儒素德业和婚姻关系。
这表面上是社会问题，实质是政治利益的争夺，其的目的在于重新排定士族的谱系，藉此消解各地域集团间的政治冲突，着眼于历史和政治现实，在制度上对与士族的势力谱系予以承认，进而恢复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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