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提出“漕粮数百万石，取给东南，转输于黄、运两河，何以修浚得宜？而天庾籍以充裕，俾国收利，民不受其害？其必有道以处此。尔多士志学已久，当有确见其中，其各摅凤抱，详切敷陈，朕将亲览焉。”［5］
康熙十一年（1672年）四月，康熙帝派侍卫吴丹、学士郭廷祚阅视河工，绘图进呈。［6］康熙十五年（1676年）高家堰大溃决，仅武家墩至高良涧就出现三十四处决口，淮水迅速下跌，河蹑淮后，大量倒灌入湖，形成上破归仁堤，下破高家堰，突入里运河，漫流里下河的严重局面。江南财赋重地被淹，运道受阻，对平定“三藩”的战争也极为不利。因此，尽管国家财政仍然比较困难，康熙帝还是下决心对黄河、淮河进行全面治理。康熙帝命冀如裼等视察河工，行前一再嘱托:“河工经费浩繁,迄无成效,沿河州县百姓皆受其困。今命尔等前往，须实心相视，将河上利害情形体堪详明，各处堤岸应如何修筑，务为一劳永逸之计，无得苟且塞责。如堪视不审，后复有事，尔等亦难辞咎”。［7］同年十二月,康熙帝还从治河、导淮、通漕的长远之计着想，“命江南淮、扬所属沿河地方栽植柳树，以备河工之需。”［8］
康熙十六年（1677年）二月，在平定“三藩”激战正酣的时刻，康熙帝敕谕安徽巡抚靳辅总督河道。靳辅上任后，驻节清江浦，深入各河道水域调查研究，“周度形势，博采众论，为八疏同日上之”。［9］辅疏言：“治河者当审全局，运道之阻塞由河之变迁，河之变迁由向来治河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无关运道遂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10］靳辅指出：“清口以下不浚筑，则黄淮无归，清口以上不凿引河，则淮河不畅。高堰之决口不尽封塞，则淮分而刷黄不力，黄必内灌，而下流清水潭亦危。且黄河南岸不提，则高堰仍有隐忧，北岸不提，山以东必遭冲溃。故筑堤岸，疏下流，塞决口，但有先后，无缓急。今不为一劳永逸之计，屡筑屡圮，势将何所底止。”［11］疏上，群臣多异议，因其与康熙帝一劳永逸、全面修治的方针契合，康熙帝特加所请。
康熙十七年（1678年）正月，康熙帝批准拨帑金二百五十余万两，限靳辅三年告竣。［12］从此，在靳辅主持下，大规模的河道治理全面展开。靳辅借鉴明代水利学家潘季驯“筑堤束水，以水攻沙”的理论，提出“筑堤束水与引河放水交相使用”的理论。在治河实践中，靳辅首先疏浚黄河下游清江浦至云梯关河道，使洪水得以畅流入海，接着相继堵塞高家堰及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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