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按照战前的计划死板地执行，即便是错误的也会执行；另外一方面，朝廷必须认真考虑如何杜绝李慎的事情再度发生。朝廷必须拿出一个办法，既能保证前线将领能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又可以让大的战略方针得以顺利执行。因此朝廷在拿出决议之前，必须慎重再慎重，斟酌再斟酌……
虽然他判断官司的结果不会差到哪里去，但他也充分地意识到，朝廷肯定会给他一个处分。也许是罚俸，也许是降级，总之会有一个处分。
每当想到这里，他总是忍不住有些后悔。不是后悔杀李慎，也不是后悔因之而来的处分，而是后悔自己当时的举动。在北郑时他实在是太草率了。他当时已经掌握了北郑县城和大部的右军，如此情势下本该把李慎抓起来，交给卫府或者巡察司来处理，而不是擅自主张把他杀掉了事。李慎的案子铁证如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翻案，不管走到哪里，李慎最终都是难逃一死。可他当时只想着杀人立威，却忘记了这样做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李慎固然是死有余辜，可最后却让自己和商成同时陷入被动。
他自己就不用说了。他现在还在巡察司的别院里关着，连这个小院都走不出去，完全就是个陷狱的囚犯一样。他估计，商成的情形大概也不会太好。朝廷派来的那个姓叶的户部侍郎，一再追问商成在给他下令时，到底说没说过他在端州公干时有“临机决断便宜行事之权”，其中的寓意何在，他还能听不出来？姓叶的完全就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想把这事牵连到和尚身上！
他的回答当然是没有。事实就是如此，他回答得问心无愧。在莫干时，商成从来就没说过这么一句话！
可姓叶的说，商成自己都承认有这么一回事，还把这事写在给朝廷的呈文里，白纸黑字不会有假。
既然姓叶的说得有模有样，霍士其也觉得一个六部里的侍郎大约也不敢在这种事情上凭空捏造，为了不致使和尚落个“谎瞒”的坏名声，他只好改口说，或许商成说过。可他当时才从留镇没日没夜地赶到莫干，四天三夜跑了六百里路，马背上颠得头昏脑胀，实在是记不清楚商成说过还是没说过。也许商成确是叮嘱了这么一句，但他没听见，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事。他还好心地建议说，假如叶侍郎怀疑商成在呈文里弄虚作假，完全可以去找提督大将军当面问询嘛。
他现在还不知道，叶巡拿这事询问过许多人，可得到的回答基本上大同小异。所有人都说，当时军情突变事态紧急，一连串军令传达下来，人人都恨不能多长两只脚，谁有心思去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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