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宗年间，大赵关闭了北方重要港口莱州港，并下令各地不得与扶余人贸易，“举凡贩私者，满百钱辄论罪；盈贯者，杖八十枷十天；五贯者徒一年；十贯者配军戍边。”虽然这个禁海令只是针对扶余，但高丽国与扶余接壤，形貌相似语言也相通一一两国的官方语言都是长安腔的中原话，因此很难辨别出谁是高丽人谁是扶余人，于是大赵与高丽的贸易也受到很大影响。禁海令之前，明州每年往来高丽的千石以上大海舟不下二百艘，其余小船无以计数，禁海令实施以后三年的时间不到，大舟数量便骤减至每年数十艘。以后去往高丽的船只逐年递减，到宪宗年间，常年往来于明州高丽之间的海舟只剩下十数艘而已。千石的大海舟不再向北方航行，百石的小海船自然也没有胆量独自踏上这条危险的航线，这条曾经繁忙无比的从明州和扬州出发去往高丽的海上商路，最终萧条下来。在最为凄凉的东元十年和十一年，接连两年，在明州市泊司登记去高丽的船只竟然连一艘都没有。
向北的航线不再繁忙，商路几近断绝，再加上朝廷把原本设在明州的船舶司衙门转到了泉州，在广州新设市舶司衙门，本地只设了一个负责登记船只进出与征收货税的市泊司，而市泊使也不再如过去那样由浙东转运使兼任，而是由转运使另外委派一个从八品的官员担任，喧嚣一时的海上贸易顿时便是一落千丈。虽然有不少海商转而南下开辟新的航路，想去到真腊去做贸易，但真腊及真腊以西的地方是泉州、广州和福州等地海商的传统势力范围，经过上百年的经营，营务得如同铁桶一般牢固，后来的明州人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打开市场？因此，除了少数几家资本雄厚的大海商，其他的人莫不是碰得头破血流，他们不得不把目光从海上转到国内，从利润丰厚的海外贸易里回到靠天吃饭的土地上；或者，就是借着本地便利的水陆交通条件，在南方港口与中原腹地之间来回奔波着做点差价买卖，靠着别人手指缝里漏出来的那点残羹剩饭挣点辛苦钱。随着这些变化，繁华一时的明州城也渐渐衰败下来……
但这还不够。就在一个月前的四月中旬，朝廷突然发来一道公文，下令明州所辖各县片帆不得下海。这立刻教当地人心惶惶。五天之后，又发来一道更加严厉的文书，无论是本地还是外埠的船舶，只要靠岸就再不许离敢，有违犯者按通敌论处。紧接着，浙东路的各地驻军就开始整哨整营地向明州方向移动，旬日之间，一城四县通向外地的陆上通道就全被堵了个严严实实。不仅如此，那些被堵在码头不得回去的倒霉船家水手们还说了，他们看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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