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含锡14%的铜器，δ相就已经很明显，而含锡量在21%的话，这种武器很容易断折，更不要说经过锻打了。
从历史上来说，直至铁器时代，中国人一直把造剑称为“铸造”，而欧洲把造剑称为“锻造”，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双方技术上的不同。
现在的历史认为，中国的青铜铸造技术是从两河流域经过中亚大草原引入的，这一技术的转手人是中亚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受其生产方式限制，技术水平一般不高，往往无法掌握农耕民族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用一个沙石范铸造出青铜器来，游牧民族也能胜任愉快。但锻打、退火就需要有经验的锻打师傅，这就不是游牧民族所能够培养出来的了。因此，游牧民族传承到的青铜技术只是一个简化版，或者说是偷工减料的青铜技术。
在整个古代，西方各国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并不困难，希腊人坐船去埃及，住个几年，锻打青铜的技艺就学到手了。各大文明就是这样，在交往中相互壮大。但中国人呢？难道能渡过大漠雪山去两河吗？
在整个古代，中国人都饱受地理环境的限制，忍受不能与其他文明充分交流的痛苦，铜器锻造技术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例子。还有一个例子，就是铁器技术，这一技术在发明1000年左右，才传入我国。到公元前６世纪，除了不列颠岛土著之类的边远地区人民以外，整个西方都已经普及铁兵器。而到了前３世纪末，也就是我们著名的兵马俑青铜秦剑诞生的时候，连印度都普及了铁兵器。
这就是真实的历史，我们的民族饱受不能与其它文明交流的痛苦，我们被封闭在井里，坐在井里看着天空”。
周毅感叹说：“是呀，锻打技术的不足，使中国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首先造成的灾害就是，铜制工具和农具严重不足，导致我们的生产力水平低下。
而中国能够制造出司母戊鼎这样巨大的玩艺，却不能普及铜工具，原因其实很简单——中国的铸造铜器，要么硬度不足（含锡量低时），要么脆（含锡量高时），造个不需要考验韧性的庞然大物还凑合（实际上中国早期的铜礼器如此巨大，就是为了防止损坏），如果要造个小工具就无能为力了。
比如铜凿，埃及在造金字塔的时候就有，制造过程无非是锻打——含锡10%的凿子，刃部锻打加退火即可，非常好用。而如果商代的中国人需要造这么个凿，含锡１０％以下，很容易弯曲，含锡１０％以上，又很容易折断。所以，中国古代大型的青铜礼器很多，但真正廉价可以普及的青铜生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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