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根据您的讲述，检察院的另外一个抗诉意见是：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
检察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只是对刑事诉讼相关程序进行解释，一审法院根据该解释第五百零五条直接减轻处罚错误。减轻处罚应该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
我觉得检察院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首先，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九条明确规定，对于达成和解协议的案件，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对被告人从宽处罚。而从轻、减轻、免除处罚都应该属于‘从宽处罚’的范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零五条正是上述规定的具体化，第五百零五条关于刑事和解案件的从轻处罚、减轻处罚、免除刑事处罚的规定，均属于第二百七十九条“从宽处罚”的范畴。
因此，我认为人民法院可以直接判决减轻处罚乃至免刑，无须再按照法定刑以下量刑程序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方轶想了想说道。
“这么说检察院的第一个抗诉意见才是关键？”虽然听不明白那些烧脑的法律条文，但是对于孟总来说，一些重要信息他还是能抓住的。
“嗯，或许还有其他突破口，当然这得在看过案卷后再议。这个案子，袁总想怎么办？”方轶看向袁长征。
他的潜台词很明确：袁总你是想另找律师呢，还是委托我来办理？
刚才方轶的话说的袁长征心里忽忽悠悠的，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他不得不承认，方轶的专业能力很强，之前与赵律师和那位合伙人谈案子时，基本上聊不了两句他们就会转到找人，托关系上，进而要钱，很少对案情进行深入探讨。
上过一次当的袁长征咬了咬后槽牙，打算再试一次，委托眼前这位中年男律师做儿子的二审辩护人。
“方律师，您觉得我儿子这个案子有多大把握能维持原判？”袁长征问道。
“这个我不好说，我也不会跟您拍胸脯保证什么。您要是委托我，我会尽全力。”方轶说完看向袁长征。
他知道对方想让他给个准话，可这种事哪有那么多准话，毕竟裁判权不在律师的手里，说了又有什么用，搞不好会向赵律师一样，落下埋怨。
其实方轶从接到孟总的邀约电话后，便一直在想这个案子的破解之法，方法他倒是想到了一个，但是法院会不会采纳，即便采纳了会不会维持原判，都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他不敢贸然把方案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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