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不是斗殴。本案现有事实和证据均不能表明谈培才事先准备工具是为了与被害人等人斗殴。
第二，公力救济手段毕竟有限，即使被告人事先向公司领导或公安机关报告，也难以得到有效保护。
本案中，被告人谈培才受到的威胁并非确定且重大，对方报复的时间、地点又不确定，在此种情形下，公安机关通常多为事后救济（事前根本就没办法管）。被告人不被打，公安机关恐怕也爱莫能助。
为了更加有效地保护公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刑法》才规定了正当防卫制度。既然法律赋予了公民正当防卫权，当其人身安全面临威胁时，就应当允许其作必要的防卫准备。
公诉机关认为，当被告人的人身安全面临威胁时，只能报告单位领导或公安机关，而不能作防卫准备，受到不法侵害时，只能呼救或逃跑，只有在呼救或逃跑无效时才能就地取材或夺取对方工具进行防卫，这一观点显然不合情理，也与正当防卫的立法精神相悖。
由上可知，本案被告人谈培才在其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后，遭到危害前，准备防卫工具，并无不当，其行为不为法律所禁止。
第三，在价值取向上，刑法应当弘扬正义，惩恶扬善。
被告人谈培才面对覃雷明等人的恶意寻衅，事先准备防卫工具，以防不测，是自然的反应，对此不应有过度的苛求与限制。
因此，即便在本案被告人谈培才准备弹簧刀，是为了防卫还是为了斗殴，难以界定的情况下，也应当做出有利于被告人谈培才的推定，只有这样，才能符合去恶扬善的刑法本意。
综上所述，辩护人认为，本案被告人谈培才事先准备弹簧刀的目的是为了防卫，而不是为了斗殴。
二、《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不是必须达到相当的严重性时，才能进行防卫。
《刑法》第二十条第一、二款规定，为了使国家、公共利益、本人或者他人的人身、财产和其他权利免受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而采取的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对不法侵害人造成的损害的，属于正当防卫，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
上述规定中的‘不法侵害’，是指非法危害他人人身、财产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
正当防卫的行为人所遭受的正在进行的不法侵害的强度，不是能否进行正当防卫的前提条件，而仅是正当防卫的限度条件。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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