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的家属是毫无道理的。
明明签订的是承揽合同，在对方承揽的土石方的工作里，颍鸿和他们的关系是大包工头和小包工头，对方获得的收益显然也不是民工能够比的，可一出事，就把自己当做受害的劳动者一般，要赔偿要工伤保险要下半辈子衣食无忧。
谢柯尔一开始还有些怜悯之心，出于道义补偿五十万的行为，反而更让他们看到了希望。
于是不依不饶继续闹起来，以为只要坚持不懈地闹下去，就能拿到那笔巨款。
说起来，不管是之前受伤的司机，还是现在闹事的家属，他们确实是弱势群体，可作为企业，在用工成本不断提高的环境下，在被对方得寸进尺提出高额赔偿的情况下，也不能一让再让。
企业成本已经很高，看似一个简单的案子，多赔几十百把万似乎也额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一旦开了一条这样的口子，以后这样的事件就会一发不可收拾。
所以，颍鸿不能再让步了，哪怕是在现在发生这样大的突发情况下，也是应该路归路桥归桥，坚持原则一码归一码。
秉承这样的原则，凌俐和被害人家属的代表，在好几个闻风而动的记者的旁观下，展开了艰难的谈判。
胡搅蛮缠是肯定的，一哭二闹三上吊也是必然上演的戏码。
不过最让凌俐心悸的是，板房搭建的简陋办公室的地面上，就躺着在刚才时间里死亡的受害人尸体。
那人是从高处跌落下来的，脖子几乎都断了，地上一滩的血迹，哪怕身体上罩着白布， 挡不住有些变形的躯体。
天气已经是有些热了，板房里又没有空调，虽然知道没有这么快产生异味，可也忍不住呼吸放轻，生怕多吸一丝也会吸进些奇怪的东西。
她顶着巨大的压力，在这场艰难的谈判中，陈述了己方的原则和处理建议。
首先，是彻查工地上究竟是谁伤了人。颍鸿已经报警，也将积极配合警方的调查，找出真凶。
其次，就赔偿事宜上来说，虽然一死两重伤的行为并非公司授意，也不是什么职务行为，但是颍鸿作为一家私企，还是愿意承担起社会责任的，同意就当前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先行赔付给受害人及家属。
最后，对于瘫痪司机的赔偿，还是不会再谈，如果对处理结果还有异议，尽管去找劳动仲裁找法院找急着，颍鸿一定配合调查，该付的钱一份不少，如果通过其他途径不能实现亲属期待的利益，那么，颍鸿前期补偿的钱款，也会想法设法追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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