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宴宾楼吃饭回来的路上，周林竟然发现了杨坤在死信箱的外面站着抽烟，他站在那地有灯光，能让周林清楚的看到他。
周林马上停下了车，香君也发现了杨坤，但是她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坐在车上，眼睛看着来路。
周林下车去往了厕所，从杨坤边上两米处经过。
两人仿佛不认识，在周林进入了厕所后，杨坤便离开了。
周林从死信箱拿到了情报，没有回码头，而是去了暗室。
周林拿到的是一个小包，看了包里的东西，周林吃惊不小。
包里有两封信，分别给两个人，这两个人可不是简单的人。
一个叫高宗武，另一个叫陶希圣，这二人都是汪精卫的亲信。
对这两个人，周林可是十分耳熟。
高宗武，浙江乐清人。
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了特殊任务，留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
他在这段时间一度背离了老头子，为汪精卫卖国行径秘密奔走。
这次随汪精卫来上海，是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
陶希圣，幼读诗书，9岁被在豫省任知县之父送入开封旅汴中学，续就学于武昌英文馆。1922年，陶自北大法科毕业后任安徽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员。1924年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同时在上海大学、上海法政大学、东吴大学等校讲授法学和政治学。1927年初，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中校教官，参加北伐革命军工作。
1937年抗争爆发后，陶挟笔从政，在武汉与周佛海创办“艺文研究会“，“希圣为文分析国际问题，以评论表明国民革命与抗战建国之立场与政策，即自此时开始“。
1938年，任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同年底随汪精卫出走河内。
1939年，任汪伪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两封信都是老头子的亲笔信，周林没有去拆开。
肯定是劝二人迷途吃返的话或是许以高官厚禄等等。
除了两封信，还有一个任务的命令，是给周林的。
因为重庆特派专员在来明珠的路上遭遇日军，结果全军覆没。
明知突围无望的特派员将两封信埋在了一个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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