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这一时期监生任官的情形来看，监生的就业形势一年不如一年，担任的官职越来越小，为官的数量越来越少。具体来说，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第一，监生没有固定的任官资序，最高的有做到地方从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做正九品的县主簿，以至于还有无品级的教谕。
第二，监生没有固定的任官归属，朝廷的部院官、监察官，地方的民政官、财政官、司法官，以至于无所不管的府州县官和学校官，几乎无官不可做。
第三，除做官以外，在学的监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列郡的，有稽查百司案牍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丈量、记录土地面积的，有做定粮任务的，有清查黄册的，有写本的，有在各衙门办事的，有在各衙门历事（实习）的，几乎无事不能做。
第四，三十年来监生的任官，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为最高（最高任行省左右参政），十九年为最多（有千余人），“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
大体来说，从洪武十五年以后，监生的出路便大不如前，逐渐从手握权柄的高级官员转变为具体做事的底层官吏，从事履亩定粮、督修水利、清查黄册等基层的技术工作。
之所以在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大量任命监生为高官，其背后是有深层次的历史原因。
洪武二年，大明帝国刚刚建立，需要大量的高级官员参与国家治理，但当时国内又没有那么多的人才，朱元璋便只好任命受过专业训练的监生为高官。
而洪武二十六年，因为蓝玉案牵连广泛，众多的文武百官被抄家杀头，导致很多衙门都缺正官，所以这一年毕业的监生就走了大运，直上青云，位列公卿。
那为什么洪武十九年，监生为官的有千余人这么多呢？这是因为，在洪武十八年发生了波及范围巨大的郭桓贪污案。
这一案件发自地方，直通朝廷中枢，使得从中央到地方有几万官员被抄家处死，造成官员尤其是底层官吏十分短缺。所以，朝廷大规模任用监生为官，以缓解朝政压力。
那为什么洪武十五年之后，监生做官的出路一天不如一天了呢？那是因为从洪武十五年之后，通过科举考试当官的越来越多，使得监生做官的机会越来越少。
科举的会试定期举行，每三年一次，进士在发榜后即刻做官。由于通过科举得来的官职含金量高，使得朝野上下都明白一个道理——要做官的都要从进士科出身，甚至监生也要从进士科得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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