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多。
李元吉足足耗费了半个时辰才写完了所有的调兵文书，然后派萧关驿的八百里加急快速的送往了陕东道各处。
……
时间进入十月的时候，陕东道各州的兵马才集结齐，赶往了绥州，在此期间，绥州的城头被攻破了六次，绥州也被攻破了一次，若不是李神符在关键的时候动用了皇族的身份，调动了延水永和关的兵马，重新抢回了绥州，绥州说不定已经告破了，突厥人说不定也已经长驱直入了。
在事后，李神符立马写了一份请罪的奏疏递到了萧关。
虽说李神符守住绥州有功，可私自调动永和关的兵马乃是大罪。
虽说大战期间一切从简，事急从权，可各个关口的兵马跟各地的府兵不同，皆肩负着重任，无令不得离关，更不允许任何人私自调动。
李神符一个郡王，私自调动兵马就已经触犯皇帝的逆鳞了，私自调动关隘的兵马，就是罪加一等。
所以即便是知道李神府这么做是一片公心，李元吉还是降了李神符的爵。
从襄邑郡王降为了代国公，封地也改封到了李世勣和苏定方刚刚拿下的代州。
同时又厚赐了那些帮助李神符夺回绥州的将校和将士，对于永和关守将，以及永和关将士私自离关的事情，采取了不管不问的策略。
这些都是掌权者惯用的计量。
在一场战事打完，打胜了，但也犯错了的情况下，必须赏一头罚一头。
受伤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各个将校和将士，受罚的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领兵之人。
这么做就是为了告诉所有人，朝廷赏罚分明。
之所以会偏向将士们，也是因为将士们在立功以后，再罚将士们，会让将士们寒心。
之所以不功过相抵，亦或者不计较他们犯的错一并赏赐，也是因为李神符私自调兵的风气不可涨。
试想想，如果大唐的郡王全都像是李神符一样，仗着自己的身份私自调动大唐各处的兵马，那大唐会成为什么样子？
如果有一两个郡王起了异心，勾结在一起对朝廷图谋不轨，那能私自调动兵马的特权就成了他们最大的助力。
所以，这种风气说什么也不能涨，还得严打。
绥州的战况在李神符被降为国公，在陕东道的兵马赶到以后，逐渐的步入了平稳，有陕东道的生力军加入，又有殷开山这种了解陕东道兵马的人领兵，突厥人再也没能攻破绥州的城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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