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不知道多少国家，最终死于财政崩溃了，不独中国，外国也是乌泱泱一大片。
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没有钱谁给你办事？
大夏目前的财政根基还是农民。延续的是中唐时执行了一两百年的两税法，即主要是财产计税，按户征收。
这是个很好的征税方法。为此，唐德宗吃了大亏，裤衩都差点让人扒下来，仓皇跑路。
主持这项改革的宰相杨炎的下场也不好，提出后两年，就被贬谪，前往崖州的途中被赐死。
每次改革，都是要有“献祭”的啊。
既然唐德宗、杨炎等人已经付出代价了，并且这项制度被一直坚持到现在，邵树德当然没有废除的理由。
难道不按财产征收，继续按人头收钱么？那是劫贫济富，损害帝国根基。
正常的户税、地税之外，晚唐以来金额节节攀升的商税更不容忽视。事实上，自唐懿宗往后，若无商税补贴，唐廷早完犊子了，根本不可能坚持到乐安郡王这一代。
就大夏来说，邵树德其实不是很看重几个商社的盈利能力，那个真不是大头，他甚至让户部把自己收到的分红发给五品以上文武职事官，作为福利，鼓舞一下士气。
朝廷真正入手的大头，其实是这几家商社缴纳的税金。
它们由内务府经营，理论上是“半国企”，真没必要偷漏税。盖因即便逃税了，也落不到自己口袋，还影响仕途，何必呢？
商税，自汉以来，重要性与日俱增。
中晚唐时期，可能是因为武夫们需要搞钱，商业突然出现爆发式增长，增速比起汉代至唐初，高得惊人，发展至北宋时，达到了阶段性顶峰。
邵树德毫不怀疑，商税在国家财政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会越来越高，是财政的重要组成部分，绝不能轻忽。
都说封建社会抑制商业，但这事也不绝对。
至少，中晚唐不抑制商业，商人都可以做官。北宋似乎也不抑制商业，政府甚至深入插手商业，以至于都有点过分了。
人都是现实的，当面临焦头烂额的财政缺口时，宰相们会舍得商税这块大肥肉吗？
除非他们集体堕落，只有门户私计，不关心朝廷怎么样。或者王朝初期缺乏专业人才，只能照抄前朝，制度设计有严重缺陷，以至于统治阶级有足够的理由麻痹自己，放弃商税。
邵树德对商业的态度十分开明，甚至主动推进其发展。
儿子、孙子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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