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元璋朱棣等开国之君后（朱棣某种程度上也算），实际上当时士子阶级已经有着共识了，早已成熟，他们不再需要英明地君主，只需要个性平淡地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明朝历史上，第九任弘治皇帝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就称颂他为有道明君，名臣辈出，朝廷得以中兴。
而第十二任皇帝隆庆帝也具备这种特点，因此明臣而出，人才济济，文有徐阶、张居正、高拱、杨博，武有谭纶、戚继光、李成梁。
这样的一个皇帝，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发展到成熟阶段的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地力量，强迫皇帝受制于廷臣。
以后万历皇帝，也是英明之君，也不得不心灰意懒，不上朝以表示长期怠工，进行着消极对抗。
这对君王个人来说，并不算是好事，但是对历史来说，这离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了。
相反，崇祯皇帝事事亲为，勤政不休，反而得罪了整个士林阶级，再加上帝国经济和财政的崩溃，使明朝得以灭亡——朕非亡国之君，臣乃亡国之臣，这句话并没有错，只是世束移，发展到成熟阶段的士子阶级，已经不需要皇帝亲政了。
宋有成熟的经济和政治，却失之于武
明有成熟的军事和政治，却失之于财
而满清却既搞文字狱，破坏了发展到成熟阶段，濒临君主立宪的知识分子阶级，也破坏了取之万国之财的宋朝经济制度。
此等何其悲乎？
圣天子垂拱而治——这就是君主立宪，也是士大夫地最高理想。
可惜地是，儒家本身也有问题，儒家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变化，事实上，儒家本意就已经非常接近于人道了。
而儒家并非一点不改，春秋时孔子开创儒学，战国时孟子、荀子继承并发展儒学，西汉时，自董仲舒天人感应说，以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上，就进行了改革。
魏晋南北朝时，儒学吸取道佛之学，进行重振运动，而到了唐宋，周敦颐、张载、邵雍、程颢、程颐、朱熹等人，创立和完善理学
再到明时，王阳明创立了阳明学派，心学之集大成者。
可以说，儒家事实上，代代在创新，可惜地就是，没有针对“利”这个字深入。
这才是儒家的根本性缺陷，正因为这个缺陷，无论怎么样研究，都局限于每个时代的“人心和统治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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