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时走了。
临走时，还不忘再三向刘荣道罪。
道罪的原因看似正常——如此小事，本不该劳烦陛下。
但君臣二人心里都清楚：这，既不是小事，也不是刘荣可以不插手的事。
至于曹时以行动，来表明平阳侯家族‘以外戚之身为主’的具体方案，刘荣也已经明白。
——国之大事，唯戎与祀。
这句话的字面意思，是国家大事，只有征伐和祭祀；
往深处挖，‘戎与祀’三字，则会多出一层‘国家战略和祭祀礼制’的含义。
虽然这种说法，未必适用于人类文明的所有阶段，甚至未必完全适用于如今汉室，但有一些道理是通的。
即：一个人，或一群人，在某件事上的态度和立场，在这两种情境下，是最容易看出来的。
其一，是在国家战略问题上的倾向，亦或是国家危难之时的选择；
其二，则是在重大政治活动时，所采取的礼法制度规格。
比如当年，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前，吴王刘濞已连续数十年不朝长安、不恭长安。
这便是‘不执诸侯礼’，俨然能看出其‘不甘仍为诸侯’的立场。
同一时期的齐系、淮南系各家诸侯，对长安诏令阳奉阴违，也同样是一定程度上‘不执人臣礼’，意味着他们不再认可长安天子为君。
更为典型的：南越王赵佗！
都不用说旁的，单就那一顶黄屋左纛，便直指赵佗‘僭越天子礼’，使其意欲为帝之心昭然若揭。
从事后往回看，这些逆贼，或差点成为逆贼的不安定因素，早就在礼法制度层面，表露出了自己的不恭。
反过来，长安朝堂观察、评判先有的功侯贵戚，朝公百官是否忠臣，也同样可以根据他们在礼法制度层面的表现，来得出最直观的评价。
比如，先帝年间，平米额吴楚七国之乱后，官拜丞相的条侯周亚夫，几次三番在先帝面前失仪，便意味着其虽无反叛之念，然其不恭天子之心，也已是不容置疑。
更直观的——先帝驾崩之时，刘荣第一时间告庙祭祖，并在宣室殿接受百官朝拜！
为什么那么急？
先帝尸骨未寒，而且是物理层面的‘尸骨未寒’，朝臣百官，为何就那么急着朝拜新君？
或者说，当今刘荣，为什么就那么急着接受百官朝拜？
因为名不正，则言不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