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老师的面，只能听其弟子转相授业。
荀贞啧啧称奇。他对宣博的了解只限於其人经历，对其学问并不清楚，既然碰上了他门下的门生，便决定和这里监门多聊几句，问道：“你在宣父门下都学了什么？”
“父从师阳翟郭氏，精通《小杜律》。小人首学者便是此律。”
《小杜律》是阳翟郭氏的家传。所谓“小杜”，是和“大杜”相区分的。前汉武帝时杜周、杜延年父子先后任廷尉、御史大夫，皆明习法律，时人称杜周为大杜，杜延年为小杜。此父子二人皆有律学传世，杜周所传是《大杜律》，杜延年所传即《小杜律》。
“律”和“令”虽并称“律令”，但并不相同，是两种不同的法典。“律”是禁止法，是对犯人的惩戒法，是刑罚法典；“令”是命令法，是行政法，是非刑罚法典。和“令”相比，“律”的权威性更高，更绝对，稳定性也较好，不容易变。
“律令”虽是面对全天下人而定下的行为规范，但“律令”本身不会执法，执法者人也。是人就有不同，或宽仁、或严苛，“治狱有宽严”，即所谓“罪同而论议”。同一个罪行，所欲活就“附生议”，所欲陷就“予死比”。律令的比附解释不同，传习便呈现分歧，遂有“章句”。
“章句”即“离章析句，求义明理”，本是读书人阅读古籍的一种分析方法，如《春秋》有《公羊章句》、《谷梁章句》。借用到律学上，便出现了律章句，采用训诂学的方法分析汉律，阐发法制，《大杜律》和《小杜律》就是这样产生的。
汉承秦制。有汉以来，对律法非常重视，前汉武帝“外儒而内法”，宣帝认为“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不可“纯任德教，用周政”。入本朝以来，虽儒家的学说被传播得越来越广泛，但律法的地位仍十分重要，许多的律法名家都世代以明律法而出仕高官。
特别颍川这个地方，春秋属郑，后归韩，又成为韩国的都城和主要势力范围，从郑国时的子产铸刑书、立法制，到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再到韩非集发家思想之大成，又及汉初的郡人贾山、晁错、韩安国等极力推崇刑名法术，从而形成了“高仕宦，好文法”的社会风气，不少家族都是世代习律，阳翟郭氏、长社钟氏便是其中翘楚。
也因受这风气的影响，颍阴荀氏虽是儒门，是以儒学传家的，但当年荀贞从荀衢读书时，也学过律法，读过《大杜律》、《小杜律》，虽谈不上精研，只是泛读，但对其也大略了解，当下随便举了个案例，让这里监门来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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