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使用，是因为能够换三司铺子里的货物，那些货物才是钱财。三司的场务，现在所制的货物，都是民间所未有，农具、车辆，更是极大地方便了农事。这些说不上与民争利吧？有了这些场务，便就可以生产出钱财来，有了这些钱财，便就可以少从百姓手里收税赋，这是臣所讲的少取。税赋可以减，但减的缘由，不是要求天下无事用不到钱粮了，而是三司可以自己变出财物来了。”
“再说多予。三司有了自己的钱物来源，终究还是少取，总不能把这些货物白送出去。且不说那样新场务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经手官吏从中上下其手，到底多少能到百姓手里，还是未知之数。要想予，必先取。比如中原之民，种稻麦，但总不能不舂不磨，直接吃到肚里去吧？官府便就有舂米务，便就有磨面务，只要比百姓自己做起来划算，这都算是多予。若是风调雨顺，收了中原百姓多余的米麦，从西北换了牛羊卖给他们，只要比他们自己养起来划算，这也算是多予。以官府之力，调此种货物之有余补其他地方的不足，这都是多予。为何如此说？因为这些货物，若是不能换来东西，在百姓手里只是无用之物，只能朽坏。以无用之物，换有用之物，这不是多予是什么？三司铺子，如今还主要只是卖三司场务所产。微臣打算日后，让铺子开到天下各州各县去，不但卖货物，还收本地土产。以当地不值钱的土产换缺少的货物，百姓用无用之物换到了有用之物，这是不是多予？”
听到这里，赵祯插嘴问道：“依你所说，三司岂不是要做商贾之事？”
“不，似是而非，商贾重利。有一倍之利，他们就会不辞辛苦；两倍之利，就不惜长途跋涉；三倍之利，甚至可以抛妻弃子，背井离乡。五倍之利，就可以不在乎朝廷法度，干冒风险。到了十倍之利，则就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了。三司虽然也做贩运之事，也获利，但不重利。重在互通天下有无，以有用之物予百姓。而且，三司的铺子可以限制获利在多少之下，让一些无赖之徒无机可乘。比如食盐，如果三司能够保证获利在三倍以下，天下哪里还有干冒砍头的风险去贩私盐的人？”
“如此做起来，只怕有些艰难。有考功比较法在，官吏为事，只怕会比私商更加贪婪。现在只是收钱粮，因为要考课，就惹出无穷事来。”
“陛下所言极是。所以，要有人去监察他们。朝廷的官吏，自有御史台，有谏院监察。地方上有转运使，有提刑使，都不容他们乱来。钱粮如何查？有勾院。臣在三司，这一年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便就是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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