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吏上了茶，徐平对李参道：“没想到李相公对我们的书如此用心，不知道有什么要告诫我们的没有？他是元老重臣，出入内外数十年，必然有不一样的见地。”
李参道：“相公说他对于京西路的新政并不是很清楚，具体的施政没有什么好说的，相信都漕比其他任何人都心里有数。对于《富国安民策》，倒是提了几句，让我转告都漕。”
“哦，李相公说了什么？我自然洗耳恭听！”
“相公的意思，是说这书里讲的如何生财聚财，官府如何施政足够细了，但其他的内容还有欠缺。若是重修定稿，最好在这些方面着一下力。”
徐平道：“不知李相公说的是哪些方面，有没有明示？”
“比如说，书名《富国安民策》，但现在于富国上着力过重，安民上着力太轻。虽然说国富则民安，但最好还是在国富则民富上费些笔墨。依相公的意思，这书里讲的实际上有国富则民富的内容，但却没有突显出来。还有一点，书里对如何施政生财聚财讲得尽够细致了，但对于如何防止经手官员舞弊，如何考评官员政绩，却没有提及。特别后一点，相公一再嘱咐，冶国之策，必然要防弊，而依新法考评政绩更是重中之重。如果不在这上面多废些笔墨，日后推行下去，必然生出无数烦恼。”
徐平从邕州通判干起，政坛上打滚也近十年了，李迪说的，他稍微一想，便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这书之所以引起了李迪的重视，最重要的是富国和安民的统一。
按照以前主流的观点，这两者是对立的，不可兼得。既然《富国安民策》把两者统一起来，便就要在这个统一上下功夫。把国富的同时民也会富讲清楚，并突显出来，就能够堵住那些认为国富则害民的人的嘴，这一点其实对于占领舆论制高点非常重要。
至于第二点，则是指出了现在《富国安民策》写的时候头重脚轻的缺点，简单说就是在道上用力过猛，在术上用力太轻。书里讲的道理哪怕都是对的，但怎么实行，却没有讲清楚。防弊倒还在其次，关键是怎么考评。新的施政理论必然会带新的施政体系，怎么是做的好，怎么是做的不好，评价标准与以前必然不同。作为治国之策，这一点是一定要讲清楚的，不然实行下去，肯定会带来混乱。
京西路没有乱，是因为考评是徐平本人在做，他是转运使，不需要别人定规矩。而推行到其他路，没有定下考评的规矩，漕司和宪司就会茫然不知所措，影响到新政的施行。
徐平一心要立新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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