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园外面小河边的大柳树下，徐平和高大全以及杨文广、狄青三人面对面坐着，一边说话一边喝着酒，听他们讲这两年的经历。
饶是高大全一向不喜欢诉苦，在徐平面前说起三禁军的日子来，还是抱怨不断。日常被人排挤，或明或暗地对他各种不上台面的小手段，日子不是过不下去，难熬就是了。
说了好一会，高大全才道：“官人回来就好了，什么时候寻个机会，还是我们几个到边地去带兵吧。再在三衙这么下去，总觉得人就这么废掉了。”
徐平道：“此事急不得，且先在京城里再忍一忍。你有今日局面不容易，现在觉得日子难过，等到出去了更加难回来，不如现在先经营一番。”
高大全不好违了徐平的意思，只好应了，看得出来心里并不愿意。
北宋之所以建立，是宋太祖在陈桥驿黄袍加身，由一帮军中老弟兄推上台来的，一如五代旧例。各种阴谋论可能有也可能没有，都无关大局，最重要的是这个事实，宋朝是因为军队的行为而开国的，是一个先有军队再有国家的朝代。整个国家一直到灭亡，最少在形势上一直保持军事化管理的色彩，就连地方官府也一直保持着晚唐五代藩镇的官吏职位和格局，地方最重要的库称为军资库，用处就是用以赡军。不管是“崇文抑武”也好，还是后代一部分人认为的“重文轻武”也罢，都要明白一点，宋朝皇帝的统治基础是京城的数十万禁军。最少到这个年代，还没有任何改变，什么文臣的忠君爱国都是点缀。
三衙禁军才是赵家坐在皇位上的保证，是政权不可摇动的根基，国家大政，是围绕着皇帝怎么更好地控制禁军来的。禁军能打不能打，不是取决于什么样的军事制度，而是取决于皇帝对威胁的判断，使他在皇位上坐不稳的是外来威胁，还是来自内乱？
军事是政治的延伸，从属于政治，取决于政治，多了千年见识的徐平，对这一点应该有也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因兵立国的大宋，在这一点上表现得特别明显，军队的战斗力实际上跟政治认识密切相关，政治认识变了，军队的战斗力便会飞速改变。
真宗之后治国便就讲祖宗之法，而祖宗之法的主体又是由宋太宗定下来的。宋太宗对国家威胁的认识讲得非常清楚，“国若无内患，必有外忧；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为之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焉。帝王合当用心于此。”
既然认为国家的威胁是来自于内患，那么禁军最重要的要求就是不作乱，至于平定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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