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只是取其利于当时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种，时移世易，其利渐尽，弊端渐显。当此时也，治国者当别求一术，取利而暂抑其弊。以仁义行天下，此治国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于万世。道之下治国之术，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利尽弊显之时，治国者当别寻治国之术。书生不知世事通达，见一时之荣，而百年之后渐枯，则跣足而舞，告于天下。尔曹皆愚笨，蒙昧无知，为人所欺，聪明如我者，则见其功成之时，败因已种。天下之亡，不亡于某某，实亡于建大功之人也！”
听了这番话，赵祯一时怔住。就连一边记录的吴育也抬起头，看着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间怎么说出这番话来。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剧必不可能，说起来又有何用？
为什么说这番话？因为接下来徐平要讲的，就是从现在的势力人家手中夺社会生产的剩余了。他凭着前世的见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并不会真让势力人家变穷。所谓夺，也不是真地夺，只是后面的发展成果，势力人家分到的份额会变小。然而有的人就是这样，记仇不记恩，便宜没够，吃亏不玩。别人赚十贯钱他赚五贯，便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没有一个好人。有这种人在，徐平的话又说得这么明白，必然有人会在以后骂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处，还是刻薄。
话说明白，是为了后人着想。用欺瞒小术，只是赢了一时，而落骂名于后世。
说起商鞅变法，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突然记起来，前世学到的文章里，有人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这么说商鞅变法的。这个人就是苏轼，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试的时候机缘巧合，唯有他们两人一起说几句话。通过程浚，徐平知道了苏洵，不过此时的苏轼兄弟都还是刚会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这么两兄弟而已。文人，刻薄起来，那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读书人中，最怕小文人。这种人自我意识过剩，对上羡慕嫉妒恨，对身边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顾。一与身边人议论起来，那就是自己有经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无眼，自己不得重要罢了。等到与上面相处，则点头哈腰，拼命巴结。无奈的事情，下层的舆论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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