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稻田家出来，小吴问我“这人是不是吓出毛病了，看着神经被刺激的不轻”我冲小吴笑笑，告诉他，我认识的人里，就属诗人和画家胆子最大。他被刺激不是神经，是灵感。
当晚，我听了一遍小吴给我的录音带，的确，在邓丽君的歌声和伴奏音乐之后，有一些奇怪的声音，很飘渺，很空灵，是钟磬发出的.但我不及细听，怕误了晚上的黑灯舞会，关了录音机，把铜铃和几个药瓶放进皮包，去了西城灵境胡同。在胡同口，我买了箱啤酒，放在直行车后座上。老孙给的地址很是隐秘，七拐八拐才找到那个不起眼儿的院落。斑驳的院门上，贴了一张邓丽君磁带封面的复印件，我知道是这里了。推门进去，院儿里三三两两坐了几个人，见我提了箱啤酒进来，冲我点点头，问了句“孙叔儿的朋友？”，可从他们的眼神看，估计对我这岁数还来混黑灯舞会很不待见。
进了正屋，里面已经放上了音乐，人倒不多，六男七女，有跳舞有聊天的。我都不认识，就找了个角落坐下来，开了瓶啤酒，自己喝起来。而围坐在沙发边上几个女孩，冲我指指点点，笑个不停，估计在猜测我究竟会邀请哪个舞伴吧？我也朝她们笑笑，不再搭理，仔细听了一下录音机里的音乐，虽是邓丽君，但和小吴给我的那盘不同。约莫九点刚过，屋里的灯忽然黑了，但音乐还在继续。随着一阵哂哂嗦嗦的声音，又是一阵女孩的浅笑，空气中流淌着青春的气味。我不由感叹，舞会黑灯环节的发明对一个封闭而传统的国家的年轻人而言，是多么的伟大，如果我联合国里有人儿，一定推这个发明者参选诺贝尔和平大奖。
显然，对于这个春意正浓的古老院落，我更适合在院儿里泡壶茶。几分钟后，灯重新亮起，也许是我端着酒瓶看着四喇叭录音机的姿态过于戏剧化，又重新成为姑娘们窃笑的焦点。我倒是发现，这个舞会有个专门负责音乐和灯光的人，这人二十几岁，留着披肩的长发，喇叭口牛仔裤，屋里还戴个大蛤蟆镜，标准的中国版朋克，可惜那会儿还没朋克这词儿，大家都管这叫小流氓。灯亮后，蛤蟆镜麻利地从一堆磁带里选了一张，换进了录音机。这时我听到了影壁胡同案件里一样的音乐。
我又开了瓶啤酒，走到了蛤蟆镜旁边，没等我开口，蛤蟆镜先递了根烟过来，“常叔吧？孙叔跟我提了您，晚上辛苦啊”这话说的我一头雾水，只好接了句，“不辛苦，不辛苦”蛤蟆镜咧着大嘴笑了：“全场子就您一个抱着瓶子，从头吹到尾，您还不辛苦？”我也嘿嘿笑了两声，问他“放的磁带香港那边儿弄来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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