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导员和农会会长因为过于强势的态度和盲目遵从上级指令、不体恤农民实际处境的情况，从而和农民发生冲突。
比如苏咏霖因为多次战争的胜利使得财政状况大为宽裕，于是定下了大基建政策，要求各地审时度势，根据实际需求订立工程计划，争取在较短的时间内修筑足够的基础设施以对抗自然灾害。
结果这个命令传到地方就变成了不惜一切代价加油干，一定要赶在自然灾害到来之前完成水利工程和道路，这是陛下的号召！
于是政令一层一层往下传达，一层比一层要求急切，到了乡、村这两级，乡农会就开始要求村一级的农会限期修路、修水利工程。
政令下达的很快、款项到位也非常干脆，然后就要村子里抽出劳动力负责修建水利和道路，觉得这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他们一定很高兴。
但是事实上传达政令的时候还是在农忙时期，农民们还要忙着自家的土地耕种，忙着自家的一些活计，没时间，工期跟不上，以至于抽不出足够的劳动力来做工。
有些人家觉悟好，出了劳动力帮着修建水利工程和道路，结果自家农活跟不上进度，夏粮和秋粮守成不好。
而有些人家偷奸耍滑，没有让主要劳动力去帮忙修建水利工程好道路，主要就是在忙着自家的农活，自家农活做的不错，收成好。
这样一来，村子里的农民也产生了矛盾，觉得不公平，村农会不能很好的协调，便纷纷罢工不干，吵着闹着要先把自己的土地伺候好。
这种情况下，合理的方式应该是村农会向上与上级部门争取，协商，争取把时间调整过来，为农民减轻负担。
或者本身劳动力数量足够的话，就和农民们协商一下，组织部分劳动力集体耕种大家的土地，保证大家的农业收成不会耽误，另一部分劳动力前往修筑工程，满足上级需求，两不误。
但是实际执行层面上，这样的情况出现的不多，反而出现了部分指导员和乡农会会长为了争取功劳、讨好上级而不顾实际需求，强制要求下级完成目标的情况。
为了讨好上级、彰显自己的功绩和能力，这些村指导员和乡农会会长不顾农民的实际情况、强逼他们上工，以至于农民非常不满。
甚至于在某些地方出现了村指导员强制要求农民上工，农民忍无可忍，于是拥护农会会长驱赶农会指导员的事情。
或者某些不愿意看到农民受苦受难的指导员带领农民们去乡农会请愿引发村农会和乡农会矛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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