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大获全胜的皇帝也没就此收手，连着召开了五次御前会议，在八月中旬连下了两道圣旨。
以广东、福建两省为特区全面推行新政，大力推广马铃薯、甘蔗、橡胶树、可可树种植，鼓励官督民办建厂。把番薯、番麦纳入粮税征收范畴，以四比一的比例代替稻米和大麦交税。
开放广州和福州两个港口，恢复市舶司，接纳南洋和西洋商船前来贸易，允许两地民间船只出洋贸易。
用三年时间裁撤半数漕运衙门和船只，转而以海运代替运河漕运。新的海运总督由海军总督兼任，暂定广州、福州、宁波、威海四个港口为转运集结点。
当这两道圣旨传到了广东和福建，沿海的很多州府都像过节一般鞭炮声彻夜响个不停，城里的大部分酒肆全都人满为患。
除了庆贺海禁解除之外，有意愿第一批出海的商人们还得凑在一起商量商量该去什么地方造船买船、准备什么样的货物、雇佣哪些船老大、南洋何处有熟人。
有高兴的自然就有发愁的，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皇帝的两项新政内容虽然不一样，但针对性都很强，商人、工匠、农户成了最大的受益者，官僚士绅则成了最大的受害者。
以前有海禁政策挡着，大部分人无法出海贸易，只有他们可以通过钱权交易明着搞走私，一个铜板的税也不用缴纳，甚至不用掏本钱，躺在家里就把银子赚了回来。
现在不光无法垄断市场了，还要交税，从躺着赚钱到跑着还不一定能赚到钱，变化太大了，真有能力继续在这一行里干下去的寥寥无几。
另外允许农户们用番薯和番麦折抵税粮，对本地的士绅家族也有不小的损失。他们依靠免税的优势兼并了大量农田，再租给农户耕种，同样是躺着赚钱。
一旦农户们可以开荒播种新作物了，对他们的依赖立刻就会降低，会流失一部分佃户。家中的田亩没有足够人手耕种，还不能撂荒，只有降低租子挽留佃户。里外全是支出，有多难受可想而知。
第二波受到伤害的就是运河沿岸的官员家族，主要以南直隶、浙江、山东、北直隶最多。这些家族世代以运河为摇钱树，靠漕运吃朝廷拨款为生。眼下皇帝一刀下来直接砍掉了一半的漕运份额，就和砍掉了他们的双腿一样痛彻心扉。
可是不管怎么疼、怎么不情愿，新政的落实都无法阻挡。有李贽、袁应泰、李如梅坐镇广州，谁敢公开与新政作对就等于自杀。当地官员士绅又不是没试过，连左布政使胡桂芳都试进了大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