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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下可轮到李诵吃惊了，一个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报纸的人能一眼看到这一点，也太天才了，不过李绛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形象正在高大起来，继续说道：
“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若报纸真的办起来，朝廷的法度、人事尽为百姓所知，民智既开，就会对朝廷的许多做法产生怀疑，如此下去，臣害怕朝廷对百姓的控制力只怕会减弱。”
这是一个封建士大夫应有的担心，而凡事能看到利弊两面，不管什么时代，都是一个政务官应当具备的素质，李诵可不会像很多穿越小说的猪脚一样对李绛的反应一概而论，斥责为落后，愚昧，李绛不是穿越者，只能站住自己的历史坐标点看问题，而在这个历史坐标点上，李绛无疑看得很长远。
古代的中国由于地广人稀（相对而言）以及信息传播手段的落后，统治往往采取大方面控制，小方面放松的模式，用黄仁宇的观点来看，就是比较模糊的管理，像刘晏做转运使时那样每天派出快马前往四方了解物价的精细管理属于极度罕见。而模糊管理的问题是各地由于具体情况不同，在具体的做法上也会有不同，比如治理江南和云贵办法就不能一样，而这种不同一旦牵涉到利益问题，必然会引发纠纷。李绛的眼光，不能不说毒辣。
对此，李诵也是感到不可思议，但是吃惊归吃惊，李诵毕竟来自二十一世纪，政治智商不一定赶得上古代的这些牛人，但是见识上要广博无数倍。十九世纪五十年代保定某中专学校的学生因为毕业分配问题闹事，当时的国家主席刘主席在事态平息后就说，我们欢迎群众闹事，群众不闹事我们就发现不了问题，就会犯官僚主义的错误。在贞元二十一年冬天，李诵在紫宸殿语重心长地对李绛说：
“难道我大唐的百姓喜欢闹事吗？”
“不是。”
“难道我大唐的官员都是贪官墨吏吗？”
“当然也不是。”
“那么也就是说，只要朝廷的政治清明，百姓安居乐业，就不会闹事。大唐的江山就依然是稳固的。如果百姓闹事，就说明某地的官吏治理上出了问题。有这样的压力在，朝廷就会小心翼翼，官员也会小心翼翼，只有上下都小心翼翼，国家才能政治清明，长治久安啊！”
李绛作为一时人杰，怎么能体会不到李诵言论的精妙之处呢？同样赞叹不已的还有当值的起居舍人裴度，和李绛一样，裴度也被赋予随时向皇帝提出意见的任务。据说李绛裴度二人出宫后在一起小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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