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推到东都决策者的位置上,接下来必然就是以关陇人为主的保守力量,与以崔氏为的山东人大打出手,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厮杀,而以虏姓贵族集团为主的中立骑墙派必然分裂,其中以刘氏为的八姓勋贵虏姓贵族必然选择支持越王,这是没办法的事,他们算是越王的“娘舅”,不支持也得支持,而以军功崛起的新兴虏姓贵族考虑到关陇人的整体利益,则必然要倒向保守势力,于是东都政坛上的厮杀还是平分秋色。这个局面对樊子盖和留守东都的改革势力十分有利,可以渔翁得利,可以左右逢源,可以轻松自如的控制东都政局。
果然,樊子盖不要尊严、不要脸面、卑鄙无耻的把头一缩,越王就成了他的“挡箭牌”,而越王的第一谋臣,越王府长史崔赜随即成了整个东都的众矢之的,所有政敌的“炮火”都对准他“狂轰滥炸”。
非常时刻,崔赜不敢大意,急邀秘书省校书郎崔处直密议。
秘书省是中央六省之一,中央重要机构,下设著作和太史两局,主要职权是修史、历法和掌管宫廷图书典籍等,而校书郎则是著作局里一个校对文章和典校藏书的小吏,但千万不要小瞧这个小吏,能进秘书省这样的中央大机构,即便做个普通工作人员,其出身和学识亦非同一般,比如后世的白居易、王昌龄、李商隐等著名诗人都曾做过校书郎
校书郎崔处直便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他出身博陵崔氏,是黄台公崔弘升的嫡长子,已废河南王妃崔钰的长兄,曾出任过汉王杨谅的长史,开皇末年因为崔氏在皇统之争中大败而惨遭打击,他被罪黜归家,但幸运的是,他因此避开了汉王杨谅之乱,所以等到崔氏“解禁”之后,他便得以重入仕途。
崔赜之所以能从通济渠危机看到东都危机,并不是因为他的政治智慧要比樊子盖高,而是因为他获得了樊子盖所不知道的讯息,而这个讯息的来源就是崔处直,就是远在河北的崔弘升。崔弘升现在是博陵崔氏各房各支中权势最大者,理所当然占据了家主的位置,但在享受博陵崔氏巨大资源的同时,他也责无旁贷的承担起了振兴崔氏的重任,而东都危机正好让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开始谋划和布局,要之务就是想方设法推动东都危机的爆。东都危机是牟利之源,没有危机,崔氏如何牟利？没有更多的利益,崔氏又如何重振辉煌？
崔赜已经成功迫使樊子盖交出了决策权,心甘情愿地“退”到了执行者的位置上,接下来就是由他来代替越王决策,而前期决策的要目标就是示敌以弱,就是欺骗政敌,就是让那些激进保守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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