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礼部尚书杨玄感为此怒不可遏,已上奏弹劾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指责他养寇为重,戡乱不力。
与此同时,边陲局势也突然恶化,数千里之外的陇西突然爆了危机。吐谷浑人卷土重来,猛攻西海,西北告急,而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的弘化留守元弘嗣却在这个关键时刻,与西北军的一些将领尤其是镇戍陇西的将领生了激烈冲突,甚至就连镇戍西域的河西军团都被卷了进去,由此导致整个西疆局势急转直下,陇西镇戍更是岌岌可危。
陇西局势恶化,西域局势紧张,大漠上的突厥人也在贺兰山以北蠢蠢欲动,西北军三面受敌,西北军的河西、陇西和灵武三大军团的防御压力骤然增加,但自西征过后,东都倾尽全力东征,中土全部资源都向东北疆集中,导致西疆和西北军日渐困窘,而陇右十三郡的军政长官们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压力的双重挤压下也是不堪重负,步履维艰,“里外不是人”,所以陇西局势的恶化就像在一道摇摇欲坠的大坝上掘开了一个口子,一不可收拾了。
中土的权力中枢都随圣主去了东征战场,留给东都的权力十分有限,处置危机的手段也极度缺乏,越王杨侗和留守樊子盖能做的事很少,除了十万火急奏报圣主外,只能敦促西京想方设法给陇西以钱粮支援,敦促河北讨捕大使崔弘升竭尽全力确保永济渠安全,敦促通济渠沿线军政官员不惜代价保障渠道的畅通,至于军事方面,无论是杨侗还是樊子盖,都不敢轻易于涉卫府决策,弘化留守元弘嗣以及留守东都的右候卫郑元寿和右骁卫将军李浑,都不是他们所能指挥和敦促的。
此刻对于东都和西京来说,迅处置西北危机,击败入侵外寇,要远远重要于国内的戡乱剿贼,因为在国力上,中土无法同时支持两场对外战争,而在军事上,卫府军亦无力同时在两条对外战线上作战。
东都因此把注意力转向了陇西,而距离陇西更近的西京更是密切关注,如此一来主掌陇右十三郡军事的西北最高军政长官弘化留守元弘嗣就成了两京的焦点人物,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关系到了西北安危,关系到了中土安全,于是元弘嗣自然而然就成了众多政治势力的“攻击目标”,就成了要为危机的出现而承担罪责的“替罪羊”,突然之间,元弘嗣就被千夫所指,成了众矢之的。
两京权贵“声讨”元弘嗣,要把元弘嗣赶出西北,表面上看是一场政治利益的博弈,实则是围绕着西北军的统兵权而展开的一场夺权大战。
西北已经陷入危机了,两京权贵也“闹腾”起来了,但圣主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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