虑的不仅仅是推动北疆地方势力的团结，还力求缓和圣主、中枢与北疆地方势力之间的紧张关系。
宋子贤行刺圣主的直接后果就是挑起了圣主、中枢和冀北、幽燕豪门之间的斗争。
中枢核心层没有山东人，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说明圣主对山东人抱有相当大的戒心，如此一来圣主身边基本上都是关陇人和江左人，而他们为了巩固和加强自身权力，必然联手阻止山东人进入核心决策层，于是山东人在中土最高权力上的“衰退”就成了必然，而政治话语权越少，在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上也就越吃亏。
权力和财富的分配是一体的。权力小了，财富也就少了，于是山东人的愤怒可想而知，山东人与关陇人之间的矛盾也就因此而加深，而山东人与江左人之间的裂缝也因此越来越大。虽然中土政局的总体趋势是山东人和江左人联手对抗关陇人，但江左人始终想渔翁得利。乐于看到两虎相争，所以山东人和江左人之间的冲突也是日益激烈，尤其东征连续失利后，河北和幽燕两地已经不是为这场战争“输血”了，而是被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疯狂“吸血”。“吸血”的后果可想而知，双方之间的矛盾已经不是利益冲突，而是生死之争。这种情况下，如果圣主和中枢还要动第三次东征，还要进行南北大战，那河北和幽燕是什么下场不言而喻，所付出的代价之大可想而知，而得到的回报之少更是令人睚眦欲裂。
东征开始后，为什么叛乱都集中在大河南北，尤其集中在河北和齐鲁这两个地方？原因无他，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对这它们毫无节制的“吸血”所导致，官逼民反，当然这个“民”不是普通平民，而是掌握资源和财富的地方贵族集团。中央本来就遏制和打击他们，现在还拼命吸血榨干他们，是可忍孰不可忍，大不了鱼死网破，同归于尽。
迫于当前紧迫的中外危机和窘迫的国内政局，圣主和中枢必然要想方设法拉拢山东人，联合山东人和江左人的力量以遏制关陇人在政治上的凌厉反击，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缓和与河北豪门、幽燕豪门、齐鲁世家之间的紧张关系，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宋子贤行刺圣主，结果必然是关系破裂，双方本来就没有什么信任，本来对彼此都有怨恨，这下正好，大打出手，再无回旋余地。
所以说这个离间计太厉害了，这场风暴一旦呼啸而起，不但冀北豪门惨遭重创，还必然累及到幽燕、代恒等整个北疆及其周边地区的地方势力，最终两败俱伤，于是国内外局势对圣主和中枢愈不利，而笑到最后的不仅有以关陇贵族集团为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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