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自从天启四年黄河泛滥的那场大水之后，徐州境内的元气就多少受到不少损伤。在经济大不如前的情况下又有城建、大户们恢复自己的产业等不少积累需求甚至借其名义巧取豪夺的必然现象。再加上灾后带来不少的土地纷争，整个徐州的社会矛盾在本就不怎么轻的情况下达到了一个高峰。偏偏这地方以前还不是大众被彻底治的服服帖帖的地方，这种种因素，才让萧轩十分粗糙的土地运动暂时没有出太大篓子，至少练兵扩军这个目的算是达到了。
当年的志愿营一连扩充到团规模，甚至重新扩充到旅规模之后，萧轩每天都能收到很多比较详细、而且能跟军情体系相互佐证印证的报告。几乎没有出过明显不实的苗头，这在萧轩在教导旅负责日常营务管理的时候都是没有的。考虑到让在战场上能证明自己充分战斗力的官兵进行系统性的造假之巨大困难，这也开始让萧轩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如果自己身为一个类似把总的营长或连长，那就必须花费大量时间跟士兵们在一起，亲自参与管理工作。正如连长、指导员是部队里经常接触的角色。不过营长或教导员就明显距离士兵有一定距离了。在这个年代战时条件下，营长往往也要经常与部队在一起。与军官们是天天见，与士兵们也算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当成为团和团以上干部时候，只有在战时的情况下才有跟随部队一起指挥的需求，平时则可以把很多事情交给副团长及各个营长。当自己的军事地位在团以上的时候，战阵都没有必然要亲临的要求了。
这些近现代军队的规律或许在这个时代算是大胆甚至是不靠谱的。因为古代军队的组织体系非常依赖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距离下面的军官团体远了，下面的将校就往往不会把你视为自己人，搞封建主义下的团团伙伙甚至带来种种弊端。以前萧轩并不知道“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危害在于哪里，只是在长期的领兵过程中才觉悟出了一些道理。
然而，当自己所率领的部队是拥有理想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群体，是一支“志愿来打仗”的部队，并且以这些革命化种子为军官团体构建出一支新型军队的时候，“山头主义”的现象即便还会有，但似乎也不是古代意义上的“山头主义”了。在领导这样一支队伍上层所要付出的直接成本很少，管理成本很低。
在这种情况下，萧轩也有了足够的时间把经历更多用在跟随大军一起来到徐州的那些孩子们的身上。为了引导这些孩子们对于“近代科学之母”军事的兴趣。一些有关队伍的作战总结和作战报告也拿来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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