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萧轩相信。就像新中国的前三十年一样，虽然温饱状况相比旧时没有太大的改观，可当大众都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所谓“民间疾苦”中的疾字恐怕就要终究退居第二位的位置上了。
崇祯十六年发生的种种变化让萧轩可以确信，在这一年整个天下的财政收入也必然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提高。在临近新年的消息汇总当中也终究如同萧轩预料的那样。
海外赔款和其他各种殖民收入，如果连泰西运来的规模不小的文具也算在内的话，总计价值就折合九千二百万两，折米价八千五百多万石。等于在以前中原巅峰时候财政规模的基础上突然之间多了一个“影子财政”
同时规模扩大到二十七万人规模的官营工场和矿场，从纺织到采煤乃至运输等各个领域的收入就高达三千万两上下的规模。东北的开发乃至不少地方在海内移民迁徙到海外之后的官营农场的收入规模也开始大幅度的增加了，这方面的官田收入加上其他盐酒类的收入同样多达上千万石。
再加上以商税、农税、国债等几方面的财政收入就这样，海内的财政收入在这一年的时间内竟然猛增到一亿一千万两的规模，整个财政所得超过了两亿两或者一亿八千万石米价，完全不逊色于晚清末年最高峰时候的财政实际规模，甚至还要远远超出不少。
在这种情况下，不但教育投入和各种奖励基金总计高达五六千万两的吃钱大项不再成为问题，行政体系和司法体系的完善不再成为问题，一时之间，整个政权还第一次拥有了规模不小的财政盈余。道路交通的完善，马政的发展也开始在这一年得到了上千万两的投入。
多年来的积累似乎在这个时候也开始进入到由量变转向质变的阶段。按照内情部乃至新亲卫营多个单位的调查统计乃至大致估算，大军展开远征的崇祯十年前后的时候，全国的农业人均粮食产量应该在三百公斤上下的水准，大致四千万吨左右的水平。工商业的总规模大概相当于农业五成，这还是戡乱战争之后哟就很多恢复的结果。
然而到了崇祯十六年，人均粮食产量估算在三百八十公斤上下的规模，国内的粮食产量接近五千万吨，此外有四百万吨上下的粮食输入。工商业总规模开始明显的超过了农业的大致产值，整个社会的总产值开始超过折算二十亿石粮食。
为了最大限度的节约资源，除了政府负责的教育体系之外，各种民间的培训机构乃至自学考试培训机构也开始在这个时候于民间兴盛起来。经济上的改善乃至海外获得的大量利益开始真正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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