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祁钰又举了个例子：“你们看于尚书，他当了十九年的山西巡抚。山西那帮贪官污吏不仅不想害他，反而被他所深深感化。
而且整个山西上上下下都是一片歌功颂德，于尚书的官声人望那是好到了让人难以置信的程度。
当年太上皇好容易鼓足勇气，把于尚书送进了监狱，没三个月就又把人放了出来。然后山西、河南的官吏、百姓数千名，上书请求于尚书继续留任山西、河南巡抚。就连身在这两省的周王和晋王都上书附议。
在山西这个深不见底的地方，既能做实事，又能赢得上至藩王、官吏，下至庶民百姓的共同爱戴，于尚书真是个盖世奇才，朕佩服的是五体投地。”
黄溥闻言，笑着点点头，表示自己理解了。
何宜闻言，也笑着点点头。
朱祁钰又拉着两人去了绛云轩，一边天南地北地聊天，一边等着吃饭。
聊着聊着，何宜忽然把话题转回去，好奇地问道：“微臣一直想不通，陛下到底在顾忌什么？”
朱祁钰无奈地摇摇脑袋：“这种事实在没法说，你没看到岳飞的故事吗。有些人已经掌握了舆论，你一个杀不好，他就能把案翻过来。我不是说岳飞不该翻案啊，我只是说舆论实在太难掌控了。
别说我投鼠忌器，就连太上皇这么明正言顺上位的正统皇帝，当政时也是小心翼翼，每次把大臣们扔进监狱之后，他又不敢杀，关几天过过瘾，最后还得乖乖放出来。
我知道的，太上皇就只杀过杨士奇的儿子杨稷，那还是因为杨士奇这个大奸佞玩的太过分了，恨不能把整个大明的家底全败光，太上皇也是忍无可忍，方才出手。”
何宜非常认同地点点头，但对于太上皇也不好过多评价。
朱祁钰便接着说道：“其实吧，除了眼前这场土木堡之变，我觉得太上皇当政期间，做的事情没什么大毛病。
除了土木堡，再一个就是对麓川用兵十几年，三次劳师远征，穷兵黩武，导致南方不堪重负，遍地都是叛乱。
公允的说，麓川的事，也不能怪在太上皇头上。麓川的叛乱，完全就是源于宣宗皇帝和三杨的爷卖崽田心不疼，破罐子破摔似的瞎搞。
太上皇给他们擦了十年屁股，都没擦干净。我还得接着再擦十年，三杨就是这么摄政的，我要是放过了这帮混蛋，我就对不起太祖和太宗，更对不起后世子孙。
我必须彻彻底底的清算了三杨，给后来的辅政大臣立个警示，谁再敢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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