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玉芳便将陈四菊所说的一个村子丢了小几十个孩子的事，略作一番叙述。
末了，宋玉芳问道：“张经理，依您看，为什么神职人员拐卖了我们的孩子，村民却没有坚持向教会讨说法，最后反而继续替教会耕地呢？”
何舜清身子向前微微一倾，很想听一听电话那头是怎么说的。
“洋教会借着传教条约，所到之处皆起教堂，以此为中心或购买或直接侵占田亩，这是自ya片战争以来，长久存在的问题。而我们国家的佃农如果要生存，那么不管这一片的地主是黄皮肤还是白皮肤，他们都只有委曲求全这一条路。”
宋玉芳轻笑一声：“以我的分析来说，这话对是对，却也不尽然。”
何舜清从笔架上随意拿下一管笔，拿起桌上的白纸，准备记下她的话。
余光瞥到这个动作，宋玉芳有些忐忑地拿手绕着电话线：“我认为，除了农民需要耕地来谋生而外，也不得不承认，教会对于村民是有一定的庇护的，有些时候也会关照到他们的生活。不管这种关照平不平等，有没有更深层的利益压榨和势力培植，总之这种交换是农民迫切需要的。因为在农村，还有一种非常糟糕的现象，就是丰年谷贱。年年不增收，年年吃不饱，贫农只能饿死、冻死，往上的中农富农就只得拿田亩来抵债，然后也变成贫农，重复着底层人的悲哀。那么，大地主怎么办呢？从内地逃来的农民就向我说过，交通较为便利的农村，地主还有别的办法可想。但在广阔的中原腹地之中，地主的应对方式往往就是弃地逃跑，留下大片的空地，这就留下孔子，让教会捡了便宜去。如果，我们有办法抢在洋人之前到达这些虽被荒废却可耕种的农村，同样也给村民庇护，以我们银行的官办优势，不以贱价收购粮食，甚至以一定标准充做储备粮、军用粮，那么对于解决农民生计、市价混乱，以及抵抗土地资源外流，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听完这篇长论，何舜清在纸上写下“火车”二字。然后抬起头，和孙阜堂相视一笑。
话机那头的张庆元则沉默了许久，才继续问道：“那么……你有想过，我们要怎样去到内地吗？”
这一问，宋玉芳才恍然想到，设想虽好，却隔着许多耗时耗财的硬性条件，毫无底气地低声答道：“修路、通车……”说罢，涨着脸，竟有些无地自容。
“说得很不错，辛苦你了，也感谢你。”张庆元笑着，请她把电话交还给何舜清。
“那我去忙了。”宋玉芳交出听筒之后，对着孙阜堂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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