箍咒还在，“原罪”是不可能完全擦干抹净的。
从1963起，大量忆苦思甜的小册子泛滥开来，重新控诉旧社会黑心地主的罪恶。随后相继而来的，是普及而持久的“忆苦思甜”运动。其时，尽管再无政策要求打资本的“落水狗”，但承接对工商阶层丑化的影响，旧有的商人们，便又挨个被重新提拉出来，成了溜边儿站的一群。
说实话，洪禄承的遭遇是有些冤枉的。以洪家而言，历来十分关注基层员工的收入与生活。洪家的祖训中，除了有包揽店伙们的生老病死，尽量拔中层干部于普通员工这些要求外，还特别规定了“不得无故散人（解雇人），不许搞特殊化，必须与店伙同食，以荣辱与共的理念来加以凝聚”等诸多事项。哪里又会像土财主“周扒皮”那样，以“半夜鸡叫”来压榨下属呢？
可面对现实，洪禄承没有别的辙，只好用老法子，尽力要求自己低下头去做人，借低调行事来保全自己和家人。
另外，对于所失去的财富，他也绝不敢表现出一点耿耿于怀。想来就明白，在社会整体上，“富”已经一个耻辱，没有谁再会留恋花天酒地的富裕生活。虽然勤俭节约，本质是一件痛苦的事，是因贫穷不得以而为之，但是一旦被树为全社会的主流风气，那它就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
在那个时代，岂止是洪禄承，就连末代皇帝，也都被改造得很纯正。溥仪就曾在1958年写过很真诚的决心书，表示要“争当红旗手”什么的。所以，洪禄承也一样十分努力地去参加劳动、学习朴素。人民是怎么活，他们就怎么活。尽力融入，以图早日变为“人民”一份子。
哪怕生活里，洪禄承还保留着过去的一点点讲究，不肯在饮食上面马马虎虎，那也只能关起门来偷偷享受。哪怕他看不惯像有的工农那样不洗手就吃饭、随地吐痰、口吐脏话、举止野蛮的举止，可见到这些“红五类”时，他也得点头哈腰，故作亲热地打招呼。
这不能怪他虚伪，全是环境使然。年头儿的改变不是个人所能抵抗的，胳臂扭不过大腿去，跟年头儿叫死劲简直是自己找别扭。否则，如若还保持“雕栏玉砌应犹在”的伤感，那么不用说，失去的还将会更多。
洪禄承这样的灰色人群与其亲属，一直就是这样活着。但令人想不到的是，虽已到如此地步，却还有一场把全国人民都卷入进入的劫难是躲不过的。
1966年8月，社会形式再次骤变，红卫兵们高举大旗，用铺天盖地的红色掀起了一场狂潮。而这次的运动，比以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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