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肯顶个“工商界人士”的名头。
此外，建国之初的经济政策也很平稳。在经济管制上，除了打击金银外汇等投机生意，新政权强制没收的，也只针对官僚资本、敌伪财产。而对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态度，除了恢复生产、摆正新的劳资关系之外，只是“利用、限制、改造”。
这种合衷共济的经济状态，一直持续到1952年。而在这段时期内，整个世界几乎被重新改造了一遍。什么事都要重新开始，连语言文字也得从头学起。因此不仅1949年以前的社会顽疾被扫荡一空，而且社会的发展也一日千里，遥远得如同做了一场梦一样。
那的确是一个豪迈的时代，不过在凯歌行进的同时，仔细打量，也会发现有一些裂隙，与那红底金字的光芒十分不协调。
从1950年起，不断有各界的“群众运动”被发动。如知识分子的“思想改运动”，又比如“土改”、“镇反”、“肃清反动会道门”等等。这一系列的清理旧政权的残余，创立新社会的规范等等举措，其正义性在当时不容质疑，也给红党增添了救世色彩。不过，由于其方式超越了法制，也没有政策约束，其中的过激行为、违反政策的情况发生了不少。总之，这些运动虽未波及到工商阶层，却起到了杀鸡骇猴的作用。
就是从这时起，洪禄承的精神始终处于被抑制状态，并开始为自身的处境担心。他不得变得不小心谨慎，既不去过问政治，也不敢多赚钱，只求在新政权下当个顺民，安安份份做自己的买卖。
没多久，政府组织洪禄承去参加了“学习国家政策，积极自我教育”的群众运动，他开始意识到身上有着“原罪”。心虚之下，为了“赎罪”，他首先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不惜变卖家产筹措资金，捐了几架飞机和几门高射炮。接着，还主动上交了用来出租的十几处闲置房产给政府，以解决不断增加的京城市民人口安置问题。果然，他这力争好好表现的举动获得了政府的肯定，登报表扬和大红奖状的鼓励也犹如护身符一般，让他那不安的心暂且安定下来。
如果历史是公平的，那么洪禄承这番举措可谓英明之至，后来也就洪福齐天了。只不过，风雨要是都按着天气预测那么来，就无所谓狂风暴雨了。困难若是能由着你安然做好准备，也就没有把人逼疯这一说了。
洪禄承哪里会想到，仅隔两年，一场席卷整个工商界的清查就凭空临头。而当他在群众斗争会上拿出奖状，并提起此时做过的一切时，却根本无人相信。历史就是这么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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