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逢时投错了胎，哪怕学习成绩再好也没用，仍旧是被高等学府拒于门外。
而最让人难过的是，高考落榜后的分配工作，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老大只能被分到别人挑剩下的大集体单位去，最终成为了南郊红星家具厂的一个木工。
老大工作后，直到七零年才成了家。娶的姑娘叫徐曼丽，1964年初中毕业，在京城红旗厂工作。
当然，原本像洪家这样的家庭是很难找到联姻对象的。但高成分家庭毕竟不是洪家独一份，所以算是臭鱼找烂虾也好，算是两好凑一好也好，反正是门当户对吧。洪家与当年的生意伙伴，山西酒商徐家结了亲家，两家儿女也彼此解决了婚姻难题。
相同的人生际遇下，老大两口子婚后倒也和睦，不到两年就让洪禄承抱上了孙子。只是大儿子成家后更加心灰意冷，全然没了上进心，每天除了上班吃饭睡觉，再不关心其他，书更是全然不碰了。
谁的儿子谁清楚，洪禄承自然明白，长子这是把与大学无缘的愤懑都憋在了心里，谁也开解不了。如若这般继续消沉下去，恐怕这一生也就荒废了。
老二洪衍文，际遇其实还不如老大。
就因为上学早了一年，结果老二成了六九届的初中生，不但错失了七零届整体留城机会，还被发到最苦的雁北地区插队下乡。
老二要求进步，转户口时，给自己改了个革命的名字叫洪向阳，然后就独自闷声上了路。就连路费也没找家里要，只带走了家里的一件老羊皮大衣。
一晃几年过去，老二在农村蹉跎多年，备尝艰辛。直到今年的春节，二儿子才第一次回家探亲。再见面时，穿着老羊皮大衣的“洪向阳”已经变得又黑又瘦，一点阳光灿烂的意思都没有，竟让洪禄承与王蕴琳这对做父母的差点认不出。他们又听二儿子说，在知青点儿连饭都吃不饱，干活更是连轴转，想想也实在心酸。
另外，洪禄承也知道几年来二儿子只写信不回家，都是为了省车票钱。他早听别人说，一个知青能熬干一个大人的工资，谁家也是靠父母勒着裤腰带，来贴补下乡插队的孩子们。仔细想想，老二在钱上却从没和家里张过口，竟是靠着生忍硬挨，熬过了这么些日子，也真是够难为的。所以在节后老二上路时，他和妻子千方百计凑上了三十块钱和二十斤全国粮票。除此之外还能给老二带上的，也就是一罐六必居的小酱萝卜了。
对这个二儿子，洪禄承心里只有无奈与酸楚。没办法，家里就是这个能力。谁让他这个当父亲的成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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