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自打1968年7月26日京城六十多个工厂三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红色思想宣传队”，进驻京城各大专院校那一日起，“工宣队”便在伟大领袖的支持下，迅速接管了京城学校的全面领导权，在当时，可谓权势熏天、红极一时。
但是，在红卫兵组织迅速衰落，并顺利解决了派性冲突，结束社会上的混乱局面之后，尽管“工宣队”还要参加学校中的斗、批、改任务，甚至号称要永远领导学校，可由于这些抽调来的骨干工人文化水平实在有限，对于教育工作和进驻单位的业务工作又不熟悉，他们并不能自始至终地全盘掌握住局势，承担下这份艰巨的责任。
于是自从1970开始，各处的工宣队便因为各种各样失误、错误，乃至内部纷争等等原因，开始逐渐丧失前些年建立起来的权威和公信力，到最后，“工宣队”所能掌握的权力越来越小，留在所驻单位的人也越来越少。
应该说，以胡二奎天生趋吉避凶、善于钻营的眼光，他并不难发觉手中权力日趋衰微的苗头，可由于他是为躲避陈德元才来的“分指”，即便感觉到了某种紧迫的危机感，在陈德元还主掌煤厂大权的时候，他也不敢轻易调回原厂。
不过好在陈德元1972年的时候因工伤去世了，那么胡二奎自然也就像挣脱了锁链的毛猴儿一样，重新开始上窜下跳地为自己前程运作起来。
要说这小子在这一方面还真是一门儿灵，他靠着这几年私底下弄的“外快”和炉火纯青的“溜须”本领，不仅很快就成功地调回了南横街煤厂，甚至还重新获得了“军代表”的欢心，级别上也被提升了一层，居然捞了个保卫科的副科长干。
那么既然有了最高领导的支持，手里又有了点儿小权力，再加上过去的这点儿人脉关系和邪门歪道算计人的本事，紧接着，他便很顺利地在煤厂吃“开”了，不但在各处办公室混得如鱼得水，也糊弄得厂里不少青工为了一点蝇头小利依附于他，竟然很快就在身边结成了一个以他为主，能量不小的利益同盟。
而贪心不足恰恰是人的本性，到了这一步，他自然也就萌生了更多的野心，开始把目光盯准了生产科主任赵丰年的位子。
其实要按理说，赵丰年在工人中的威望很高，军代表也对其相当的信任和依仗，就凭胡二奎这块只懂得溜须拍马、好吃懒做的“胡嘎巴儿”，要想取而代之实在没多大希望。
可你别看胡二奎没真本事，那不要紧，他会坏呀，这小子竟然懂得声东击西、曲线救国的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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