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时那种政治氛围下，作为一个根红苗正的人不计较她身上的黑底子，这件事是让她相当感动的。
而且经历了迷茫、麻木、消沈后，她已渐渐回转为冷静、认命、无求。
在媒人的劝说下，当时的她想的就是舞台已经把她给甩了，永远回不去了，那么好，不如就找个丈夫结婚，像别人一样平平淡淡过完一生吧。
如此她才会嫁给了一个没有什么文化，对戏剧一窍不通，也根本不感兴趣的丈夫。而支持他们婚姻的全部基础，仅仅只是镀银工得知她这些年的遭遇，出于同情而湿润的眼睛。
只是又有谁能料到紧随其后的峰回路转呢？
1976年年底，刚刚结婚两年后，因为政局突变，又一次“落实政策”竟让俞宛妤回到了吧“北方昆曲剧团”。
1977年的春天，她开始重新练功。很快人们发现，她不但以惊人的速度恢复了过去的舞台表现力，甚至她的票房号召力也大大超过了当年。
1978年她重登舞台，当她第一回演出传统剧目时，就获得了满堂彩，连续几场观众爆满，票子全部售出。
她的戏装照和便装照由此开始不时出现在报刊杂志上，广播电台请她做专访，电视台给她的演出录影，众多的戏迷们甚至跑到后台去请她签名，期盼有幸能与她合影。
她成名了，成角儿了。做了二十几年的梦，绕了个大圈子，却几乎于一夕之间就美梦成真了。怎能不让人百感交集？怎能不让人欣喜若狂？
但倘若她的遭际仅是这样简单地否极泰来，那生活也就太容易让人把握了，命运作弄人的手段也就太显低劣了。
世上没有什么事儿是单纯的好，或是一味的坏的。事业的成功一样给俞宛妤带来了烦恼与不幸，她的婚姻开始出问题了。
本来，在她刚刚重返舞台的时候，她婆家的兴奋与欢欣绝不亚于她自己，几乎所有婆家人都扬眉吐气，以她为荣。
但很快事情就变味儿了。
因为每日清晨都要去护城河边吊嗓子，她很难再把家中的早餐安排好了，公婆对此看不惯。
她的丈夫也对她戏总是散得太晚怨声连连，很不情愿骑自行车把她驮回家去。
婆家上下甚至受不了她在家听戏剧磁带，说反反复复听了头疼，那简直到了人见人厌，处处喊打的地步。
最不可调和的，是她和婆家终因为要孩子的事儿产生了矛盾。她是希望能缓两年再说，但婆家自然希望早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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