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作家这个词儿仅能代表一种副业。
因为作家的名头再荣耀，主要生活来源必须依靠公职，仅凭稿费并不足以养活他们自己。
比如说1988年，著名作家路遥所创作的长篇《平凡的世界》，轰动了当时的文坛。
可他所获稿费也就两万来元。
历时六年，却仅相当于当时一名京城出租车司机三个多月的收入。
再比如说，1983年，从仪器厂破格调入儿童文学出版社的郑元洁也是一样。
即使他创作的《黑黑在诚实岛》、《皮皮鲁和鲁西西》相当受欢迎，得以在十六家报刊上同时发表。
他得到的稿费也不超过两千元，仍旧是靠死工资吃饭。
于是这使他产生了极不公平的感受，他就分别去找那些连载他作品的报刊进行谈判。
提出是自己的文章造成了他们报刊发行量的上升，希望能按照发行量调整稿酬。
但每一次，对方却几乎都是不客气的反问。
“报纸上有那么多文章，你怎么能确定是你的文章起了作用？”
就这样，一个不合时宜的想法在屡受挤兑的郑元洁心中诞生了。
从此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要办一本杂志。
一本不登别人的作品，只登他一个人的作品的杂志。
必须如此，才能显现出他真正的价值来。
才能使他刚刚学步的儿子，搬出楼道内处处是“滋滋”冒气高压锅的筒子楼。
应该说，在这个年代，郑元洁绝对算是有能力，又有勇气的文化创业先锋了。
只可惜，大多数人是见不到别人标新立异的，哪怕不碍自己的事儿也不行。
“运动”早就让大众习惯性反对一切不同于自己认知的人和事，打击异类已经是本能。
所以郑元洁越是着了魔似的为这事奔波，就越遭人耻笑。
无论去了那家刊物的编辑组，他听得最多的一句回复，就是“郑元洁，你童话写多了吧？你说的那个，压根儿是不可能的事。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就这样，郑元洁的“自不量力”和“异想天开”，使之沦为许多文人的笑柄。
这件事加上他的小学没毕业的学历简直成了一个天大的笑话。
为此，不只一个人公开指责过，说郑元洁纯粹是混进文化队伍里的人。
直至1985年春节，郑元洁回到老家太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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