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先皇之时，天下承平已久，先皇虽然英明果决，但是既不是太祖皇帝那样过过苦日子的，也不是太宗皇帝那样历百战而定天下，因此性子难免趋于安逸。
于是为了减轻自己处理政务的压力，进一步抬高了内阁的地位，先皇先是将负责抄录奏疏，勘定古籍的中书科并入内阁，成为内阁的下属机构，又在内阁左右设制敕房和诰敕房，将翰林院录诏的权力划归内阁，同时，凡有大政，必召内阁学士商议，使内阁在朝堂当中的地位逐渐攀升。
而真正使内阁风头一时无两的，则是“三杨”之时。
先皇死后，因今上幼弱，遗命太皇太后张氏垂帘听政，同时，命内阁大臣杨士奇，杨荣，杨溥，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濙五位大臣辅政。
作为最被先皇信重的三杨，也在太皇太后张氏的支持下，成为了当时朝局的整个核心。
不仅以内阁之名，行使了票拟之权，更是将内阁的制度基本固定下来。
在三杨之前，内阁成员的基本来源有两个，其一是翰林学士兼任，其二是有翰林经历的部院大臣，但是性质都是以备咨询。
所有的内阁大臣，包括翰林学士在内，都不会放弃本职，仍旧在自己的衙门当中掌事。
至三杨之时，三杨以辅政大臣之名，身负三师三公之衔，虽然仍旧兼任翰林学士，但是已经将重心放在了内阁当中。
以致于正统七年，翰林院乔迁新居，落成之时，主位上竟然没有设三杨的位置，当时的翰林掌院钱习礼甚至理直气壮的道：“此非三公府也。”
虽然最后在三杨的坚持下，还是恢复了他们的座次，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足可看出，在当时的朝臣心中，内阁已经不单是翰林院的一个附属差遣，而是一个独立的机构。
朝廷惯例，一官不得二任，就是说一个官员，不能同时执掌两个衙门，三杨既然执掌了内阁，哪怕兼任着翰林学士，也只能是虚衔，而非实职。
那个时候，应该算是明前期，内阁权势最盛之时。
然而即便是文臣内部，依然会有派系的争斗，内阁之设，毕竟没有书面上的定制，更多的是依靠三杨辅政大臣的权威。
因此三杨一死，六部便重新拿回了朝政的主导权，与此同时，幼年天子渐渐长成，一番雄心壮志，励精图治之下，内阁的票拟权也大大削弱，恢复了以备咨询的地位，内阁的权势也重新陷入了低谷当中。
但是即便如此，以及内阁草拟诏旨的权力，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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