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过大同帝国的讨伐了。
陈过庭这个建议合情合理，赵桓的安排也无可挑剔。
李纲乃是为大宋江山不顾己身的社稷之臣。
当初国家危难，就是他将太上皇赶下了皇位，并扶今上上位。
赵桓再派其人将道君迎回京师关起来，也是朝中能够想到的最佳人选。
自杨世可兵败，种师道顶锅被罢后，李枢密就已经知道了自己的结局。
知枢密院事后，其人便极少对朝堂之事发表意见，算是已经做好了淡出大宋政坛的各方面准备。
李纲受领任务后，只是请皇帝御笔书写就《迎道君表》后，便收拾收拾行装义无反顾地赶往江陵，前去硬刚满朝文武皆不敢直接面对的道君赵佶。
而在其人离开临安的次日，监察御史余应便在朝会上面奏天子，言：
“臣闻舜既受命诛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轻重当於人心也。
……今彦、安中、师成或殄或窜，而京、贯、攸尚从轻典，罚之不同如此，此军民之所以愤怨，士论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讥，大臣有庇奸之谤也。
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于南荒，枭贯于东市，以慰宗社之灵，以决天下之望……”
左司谏陈公辅也出列求奏，言蔡京父子“邪佞奸险，能为身谋，则举朝公卿，无出其右者。若使其迟留畿甸，他日奸谋复肆，群臣皆乐附之。”
其人言毕，其余朝臣大多也尽皆附和，大谈“攸果入都城，则百姓必致生变。万一惊犯上皇属车之尘，则坐不预言之罪”。
众臣不约而同地选在同一天向依附道君的蔡京等人发难，极尽危言耸听之能，想以言语煽动皇帝对这些奸佞做出最狠的惩罚。
赵桓不清楚这些臣子私下有没有串联，却发自本能地对他们的话持怀疑态度。
其人想到了当初陈东以惩处奸臣之言煽动市民暴动之事，总觉这些臣子对奸臣如此卖力喊打喊杀暗藏祸心。
当然，一片喊打喊杀中，也不是没有不同的声音。
太宰吴敏便认为太上皇尚滞留在外，朝廷就急着处置其身边的宠臣，担心这些奸佞会狗急跳墙，行那不测之事。
吴敏的本意其实是害怕朝廷仓促行事，会导致与自己一条绳上的李纲遭遇不测。
但传入皇帝的耳中，却是另一层意思。
赵桓原本还有些犹豫，听了吴相公“不测之事”的言论，反而有了异样心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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