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康说：“我没敢说是他的儿子，怕被医院捅到警察那边去，再牵出当年的凶案，只好说我是他的侄子。好在我补齐了三年的收治费用，医生也没多问，但劝我带他出去。我说想给他治病，医生说以东南亚的医学水平恐怕不行，可以去日本或者欧美澳试试，但可能需要很多钱。”
到现在，我和方刚恍然大悟，才明白为什么一向不太看重钱的登康，居然私下跟拉贾那家伙串通，一起行骗，原来就为了多接大生意，好凑出钱来给父亲治病。这让我想起老谢，一个是治儿子，一个是治父亲。这真是造化弄人，当初他爸爸被鬼迷住心窍，一心跟着那个寡妇，害死老婆和儿媳，登康极度痛恨亲爹，但又下不去死手，只好给他下魂魄降，然后对鬼王假称已经用降头术害死父亲。时隔几年之后，登康居然还能和他爸爸相遇。按理说应该是好事，可又要凑巨款给他治脑子，这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
我又尝试和他爸爸对话，可这老爷子真是病得没救，我问十几句，他只看过我一眼，然后就再也不理我了，就像老电影《追捕》里的杜丘装傻一样。
四个人就在病房里沉默了半小时，还是登康首先走了出去，我们三个紧跟出来。方刚问登康这段时间住在哪里，登康说：“我已经从山打港搬到这里了。”我问他以后打算怎么办，登康说尽量凑够钱，因为爸爸已经六十多岁，医生说时间拖得越久，大脑的损伤就越大，能治好的机率也越低，所以要尽快。
“我手里最多只有不到五万人民币，田七也不会比我多到哪里去，跟你要的数字差得太多。”方刚说。
吃过晚饭，我们四人来到登康租住的公寓。和方刚的住所差不多，只有一间卧室，和不大的客厅，里面设有简单的地坛，那颗劳差的头骨域耶就摆在上面。登康是我们的合作伙伴，也算好朋友，可我总不能卖掉房子借钱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