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天府糜烂，成都被围的消息，也足以让皇帝寝食不安。不过，到了这等地步，刘旸反倒稳住了，朝堂之上，臣僚之前，谈及蜀乱，甚至能开开玩笑，一副轻松的样子，从从容容地统御内外，筹措平叛事宜。
即便皇帝心中实则是焦急如焚，面上始终克制着，给杨延昭军去的诏书中，更是明确地指示，不要急躁，不要轻进，让诸将听令而行，朝廷会保证军需之供应，等等。
刘旸是竭力给杨延昭缓解压力，他毕竟也是上过战场的，对于兵家一些门道也了解，心知急躁不得，战略上是不肯再犯任何错误了。这样的举措，当然是有用的，一定程度上，被委以重任的杨延昭，背负的压力比皇帝还大。
就是刘旸考虑那般周到，倾尽信任相托，杨延昭依旧想着尽快解决蜀乱......
起义军的决策，不管是东击川东也好，还是反攻成都也罢，其内在原因，说穿了也就是一种求生的欲望，一种野兽般的本能。
由于连续的灾害，川蜀的粮荒也不是一年两年了，潘佑在任时，还能竭力协调赈济，平抑粮价，安抚人心。然而元年的大旱，进一步加剧了粮食危机。
当起义爆发，战乱频仍，起义向剥削阶级宣泄来自农奴贱民复仇怒火的同时，也将原有的社会治安与生产经营秩序冲击了个支离破碎，土地荒芜，粮食短缺，饥饿危机，也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这也是蜀乱此起彼伏、愈演愈烈的直接原因。
然则，剑南真的缺粮吗？不尽然，缺也不至于缺到这种程度。只不过，就和土地与盐、茶、丝三宝一般，粮食这种基础而救命的物资，同样集中在权贵、地主、豪商们手里。
让他们把宝贵的粮食拿出来救济穷人，少量地邀买名声可以，大规模救济那是官府的事，谁家也不是开善堂的。派粮也可以，拿钱、拿地、拿人来换......
统治阶级压迫日甚，不给活命，劳苦大众自然得造反，而如果造反这样激烈的抗争运动也仅仅基于活命，那也注定走不远。
当扛起“均贫富”的旗帜后，固然是万民影从，光环加身，但同时，作为领袖的李顺还得喂食聚拢在四州嗷嗷待哺的嘴。乱事越搞越大，人也就越聚越多，到几十万张嘴时，生存依旧是起义军第一考虑的问题。
打下川东，而后东出湖广就食，打破川蜀牢笼的同时，还能把义军的光辉播撒到大汉更多的地方。这一构想，随着泸州之战的失利，被彻底打破。
于是，回攻成都，继续从成都平原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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