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在过去的十年中，大汉又爆发了一波婴儿潮，就更给人口数量笼上了一层迷雾。
这甚至对大汉的户籍制度造成了破坏，而户籍制度对帝国的统治而言，是何其重要，是绝对不能放弃的一块阵地。尤其在刘旸西巡的过程中发现，一些地方，户籍制度已形同虚设，官府不察人情，不辨丁口。
但恰恰，有一些乡里之间的土豪乡绅，对本地的人口状况，摸得是清清楚楚的，族有族谱，村有村单。
至于为何会发生这样的情况，乡绅土豪们为何比官府还要积极，不言而喻。不会真以为，当官府克制了，底层的黔首贱民，就能卸下负担，专心生产，幸福快乐地过日子？
有鉴于此，早在雍熙八年，关于全国人口统计制诏就正式发出，诏书中对人口统计的各项要求，清晰明确地标注其上。
这当然也是件繁琐不易的事，但朝廷却有不得不推行的理由，虽然大汉几乎人人都把土地看得很重，但在统治者眼里，人口，尤其是甘于奴役的人口，才是最为宝贵的财富。
统计人口，也是清点帝国“财富”的一个过程，至少人口清楚了，在兵役、徭役的征调上，就能更有数了。另一方面，就像当年世祖私访罗山县时，刘文涣与那愚民辩论的那般，上籍，也是对百姓权益的一种保护，尤其在不以人头纳税的当下。
虽然对普通百姓而言，遇不到清官，告状一般很难告赢，但若籍上无名，那就铁定告不赢
到雍熙九年秋，户部已然就各地上报的数据，汇总得出了一个大概的数字。这个数字未必准确，但全国主客户加起来，突破1亿人，已然成为事实。
单从开宝年算起，也有差不多四十年的时间过去了，整体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突飞猛进的粮食产量，三代人的成长，共同催发了大汉帝国的这一场人口爆发。
而这个结果，让刘旸吃惊之余，还有深深的忧虑，这么多人要养活，何其不易啊！
所幸，还有各大封国，也是从雍熙九年开始，大汉对外移民经商再不设任何阻碍，甚至采取鼓励的态度与政策。
只不过，还是老问题，没有多少百姓愿意走，如果不是活不下去，谁愿意到外边漂泊。但是，雍熙盛世，又怎么能让老百姓活不下去呢？
但不管怎样，雍熙时代的大汉帝国，已经逐渐攀上千年以来封建帝国的巅峰，超过以往任何一个时代。
到雍熙九年，大汉帝国上层权力格局又发生了一次巨大变化，这个巨大体现在尚书令的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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